中新社金邊10月25日電 題：《真臘風土記》，為何要重譯？

　　——專訪北京外國語大學亞洲學院副院長、柬埔寨研究中心主任顧佳赟

　　作者 楊強 項薪宇

　　真臘是柬埔寨古稱，《真臘風土記》是介紹柬埔寨歷史、文化的中國古籍，由元代周達觀所著。

　　周達觀是中國元代地理學家，元朝元貞元年(1295年)，周達觀以欽使隨員的身份，奉命隨元使團出使真臘(今柬埔寨)。他們從溫州港出發，在海上航行3個月后抵達真臘國都吳哥。周達觀在吳哥逗留約1年后，于元朝大德元年(1297年)回國。并以游記形式寫成《真臘風土記》一書。

　　《真臘風土記》詳細敘述當地居民的社會生活、政治、經濟、文化習俗、語言；并記載真臘的山川、物產等，其中還記載了當時的中柬關系，居住在真臘的海外華僑的情況。

　　北京外國語大學亞洲學院副院長、柬埔寨研究中心主任，長期致力于研究柬埔寨政治文化的顧佳赟近年察覺到，早年既有的《真臘風土記》柬文譯本與中文校注本差別甚大，謬誤頗多，遂萌生再度翻譯想法。2024年4月，由顧佳赟領銜翻譯的《真臘風土記》柬文版在金邊發布。近日，顧佳赟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講述其在過去10余年間對周達觀及《真臘風土記》的研究發現，詮釋重譯這本古代文獻的時代價值和意義，引領讀者重溫那段跨越700多年的“真臘之旅”。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在中國和柬埔寨歷史文化研究者眼中，周達觀是怎樣一個人？兩國學者如何評價周達觀當年的“真臘之旅”？

　　顧佳赟：公元13世紀末，周達觀隨元朝使團前往柬埔寨，游歷1年，記錄下當地的風土人情。回國后，他將這些經歷整理撰寫成《真臘風土記》。

　　在中柬兩國研究者眼中，周達觀首先是一位文化使者。他立足中華傳統和儒家規范，通過《真臘風土記》對當時柬埔寨的社會景象進行評述，嘗試跨文化理解。例如，他用“魯班墓”來比喻吳哥寺，實際上是將中國的工匠之神公輸班比稱為印度的工匠之神毗首羯磨，這是因為傳說中吳哥寺被認為是毗首羯磨的杰作。

　　其次，周達觀也是一位珍貴史料的記錄者。在中外學界，凡是涉及古代柬埔寨歷史研究，《真臘風土記》是必讀的經典之作。因為除此之外，再沒有哪部著作，能夠提供如此翔實的有關柬埔寨吳哥時期社會境況的一手資料。

　　“真臘”是中國文獻中對扶南時期之后古代柬埔寨的統稱。柬埔寨學界將“真臘”限定為“扶南”與“吳哥”之間的時段，即公元6世紀中后期至公元802年，并將802年之后的鼎盛時段稱為“吳哥王國”。周達觀的“真臘之旅”實際上發生于吳哥王國晚期。中柬兩國學界認為，周達觀用自己的筆觸生動再現了古代吳哥王城的風貌。

　　中新社記者：在您看來，《真臘風土記》向世人呈現了怎樣的“吳哥文明”？它對后人研究古代柬埔寨有何參考價值？

　　顧佳赟：《真臘風土記》中呈現的吳哥文明既有輝煌宏大的一面，也有貼近生活的一面。周達觀游歷的吳哥王城面積廣闊，“周圍可二十里”。其中建有多座高大宏偉的“金塔”“銅塔”。周氏之所以能目睹“塔”的“金”“銅”景象，皆因在當時寺院的塔頂和欄桿上，都貼有金箔或銅箔作為裝飾，在陽光的照射下會反射出燦燦金光。

　　吳哥國王的裝儀、出行也十分講究。例如，國王用的布“有直金三四兩者，極其華麗精美”。國王的家室“有五妻，正室一人，四方四人。其下嬪婢之屬，聞有三五千”。國王出行時，“軍馬擁其前，旗幟鼓樂踵其后”。

　　周達觀細心地發現，吳哥民眾的生活日常與中國存在諸多差異。例如，吳哥的訴訟判決多歸于神判，沒有成文的法條；吳哥的婦人雖精通商賈，卻“不曉針線縫補之事，僅能織木綿布而已”。當然，吳哥與中國亦有眾多相通之處，如吳哥也使用12生肖紀年法等。

　　《真臘風土記》中記錄的吳哥時期語言，發音與現在柬埔寨社會使用的高棉語非常相近。數字的發音幾乎一致，定語后置的語法習慣和“不自上書下”的書寫習慣也沿用至今。

　　由此可見，《真臘風土記》呈現的是吳哥王國晚期社會的完整風貌。既有對柬埔寨古代歷史文化的追溯，也有對當時社會狀況的評述；既包括對當時當地民情風俗的描寫，也折射出古代柬埔寨與周邊國家關系的演變。

　　相較于經過釋讀的同時期柬埔寨碑銘而言，《真臘風土記》的內容更為直接、完整且易于理解，對研究古代柬埔寨歷史文化具有更高的參考價值。

　　中新社記者：您在對《真臘風土記》的研究過程中有何重要發現？關于歷史早期的中柬關系，《真臘風土記》有哪些記載？

　　顧佳赟：有關《真臘風土記》的校注研究，前輩學者著述頗豐。參考近期考古研究成果，我發現既有校注研究成果中，確實存在一些需要更正的地方。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副總工程師王元林經過實地考察也發現，關于吳哥王城城門外石像的數量，大多數校注研究統計為54尊，數據“都不確切”“存在一倍誤差”。

　　《真臘風土記》有大量關于當時中柬關系的記錄，既包括官方往來，也包括民間交流，其中有關民間交流的記述頗多。例如，周達觀在吳哥王城，就曾偶遇一位已在吳哥生活35年之久的溫州同鄉薛氏。這位薛氏也因此成為最早出現于中國文獻中的柬埔寨華僑。

　　《真臘風土記》還記錄了有關“唐人”與吳哥民眾交往、通婚的熱絡場景。不僅如此，周達觀還特意提及“新唐人”，進一步印證當時中柬民間往來的密切與頻繁。

　　中新社記者：重譯《真臘風土記》柬文版的初衷是什么？今年4月發布的譯本對此前其他版本做了哪些辨正糾謬？

　　顧佳赟：經過開展大量譯本比較研究，我們發現，無論是《真臘風土記》的柬文譯本、法文譯本、英文譯本，抑或其他語言的譯本，都不是由中國學者牽頭翻譯的。這種現象呈現出中外學界對《真臘風土記》研究的領域分野：中國學者側重《真臘風土記》的校注研究，海外學者側重對《真臘風土記》的翻譯傳播。

　　盡管中國學界已經積累大量校注和考古研究成果，卻始終未能惠及和推動國內《真臘風土記》的對外翻譯傳播工作。這次重譯可謂是中國柬埔寨研究學者“圓夢”的開始。

　　《真臘風土記》柬文譯本此前有3個版本。一是1971年的李添丁譯本，這是在柬埔寨影響最大的譯本。二是2013年柬埔寨王家研究院譯本，該版本雖對李譯本的格式、文字和語法進行修訂，但總體上仍保持李譯本原貌。三是2013年由歐索隆和歐巴貝林，在李譯本基礎上，參考明吳琯輯《古今逸史》補譯而成的譯本。

　　前述三個譯本的譯者均是柬埔寨學者，譯本中集中出現三個方面的翻譯問題，即：翻譯母本原因造成的翻譯問題；譯者理解原因造成的翻譯問題；文化差異造成的翻譯問題。

　　此番《真臘風土記》重譯，我們嘗試用柬文注釋的方式來詮釋遇到的兩種語言和兩種文化之間的差異，新的柬文譯本更忠實于中文母本即夏鼐版《真臘風土記校注》。重譯最難也最重要的是確保譯文的含義，能夠被柬埔寨讀者精準領會，當地學者為此提供大量幫助。

　　中新社記者：周達觀及其《真臘風土記》緣何引起眾多中外學者關注？

　　顧佳赟：《真臘風土記》自19世紀上半葉起，先后被譯為法文、日文、泰文、英文、越南文、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韓文等10多種外國語言，出版超過20個不同譯本。我認為，《真臘風土記》之所以備受國內外學界的關注，主要是因為古代柬埔寨極為重要的歷史地位。

　　在公元初年至15世紀上半葉，柬埔寨曾是中南半島實力最強、勢力范圍最廣的國家，更是區域文化的中心。吳哥時期孕育出的“神王文化”是今天理解東南亞古代區域秩序、國際關系，開展古代東南亞歷史文化研究的重要依憑和視角。作為中國人記錄柬埔寨歷史的古代文獻，《真臘風土記》為開展古代東南亞歷史文化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參考資料。(完)

　　受訪者簡介：

　　顧佳赟，文學博士，副教授，現任北京外國語大學亞洲學院副院長、柬埔寨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國東南亞研究會理事，中國海洋發展研究會海洋戰略規劃與經濟研究分會理事。在國內外重要學術期刊及報章發表論述文章40余篇，著有專著《絲綢之路上的東南亞文明：柬埔寨》。研究方向：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中柬關系研究、中國和東南亞關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