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北京11月4日電(記者 上官云)許多人知道張悅然，是通過當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賽”：2001年，還不到二十歲的她憑借一篇洋洋灑灑的《陶之隕》，獲得一等獎。

　　伴隨著“一夜成名”而來的，是各種不同的身份標簽。張悅然被視為“80后作家”的代表之一，寫作、主編文學雜志，在大學教創意寫作。小說《大喬小喬》被改編為電影《喬妍的心事》，她又體驗了一次做編劇的感覺。

　　或許可以說，這些年，無論是寫作、教書、辦雜志，還是組織一些文學活動，都是張悅然介入文學的方式。她知道文學似乎正在變得小眾，但依然希望做出努力，為它注入一點活力。

　　困惑與懷疑

　　張悅然與文學的機緣，可以從二十多年前的“新概念作文大賽”說起。

　　也許現在有人會對它感到些許陌生，但在那個時候，“新概念作文大賽”的風頭一度堪比現在最紅火的綜藝節目，發掘出韓寒等一大批有才華的年輕人。

　　出版社的嗅覺很敏銳，爭相邀請獲獎者出書。作為第三屆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得主，張悅然接連出版了《葵花走失在1890》等數本作品，被推到臺前，接受讀者好奇的打量。

　　她的知名度在逐漸上漲，出版商希望這些擁有大量讀者的年輕作家不斷推出新的作品，然而幾年之后，張悅然卻選擇慢下來，有幾年停止了出版新作品，甚至沒有寫作。

　　但這并不意味著她離開了文學的賽道。張悅然開始主編一本文學雜志，并且在大學里教課，講的內容依然與寫作有關，“那幾年，我對自己的寫作產生了懷疑。”

　　這種懷疑直到2016年《繭》的出版才慢慢散去。她在書中搭起宏大的故事架構，筆觸冷靜犀利，通過一樁駭人罪案，寫出了兩代人的糾葛和命運浮沉。

　　當時，《收獲》主編程永新相信，《繭》會改變人們對八零后作家的整體印象和評價。

　　對張悅然來說，《繭》的一個意義就在于“自信”的建立，讓自己可以坦然接受作家這個頭銜。在將近二十年的歷練中，她越來越體會到寫作的困難，在懷疑中逐步確認自我。

　　“文學需要嚴肅對待，寫作也沒那么容易。如果一個作家總是特別自信，然后從來不懷疑自己，那可能我也會比較懷疑他寫的東西。”

　　文學與態度

　　在逐步確立寫作信心的同時，張悅然其實還在忙著另外一件事，主編雜志《鯉》。這本文學刊物不定期出版，她希望，《鯉》能成為年輕一代的文學讀者和作者交流的平臺。

　　2018年，張悅然又發起了“匿名作家”計劃，在這場文學比賽中，鄭執憑《仙癥》獲首獎，因此得到了廣泛的關注。今年，由《仙癥》改編的電影《刺猬》搬上了大屏幕。

　　另外一場由《鯉》雜志舉辦的文學比賽“伏筆計劃”亦在今年啟動，參選作品都是未完成的書稿。她認為，在寫作的過程中給予肯定，或許會挽救一些半途而廢，被鎖進抽屜深處的優秀書稿。

　　不可否認的是，文學雜志已經是越來越小眾的事物。張悅然說，“對很多人來說，文學雜志不是什么必要的東西。但如果還有空間讓它存在，我就會繼續為之努力。”

　　她依然寫小說，而且會繼續寫下去。張悅然很珍惜寫作帶來的體驗：通過文字進行表達，然后在另外一個人的心里產生深刻的波動，這是任何媒介都無法提供的。

　　“文學依然珍貴。繼續演練吧，將自己想要的東西，更好地帶到筆下。”

　　靈感與突破

　　前段時間，張悅然在社交平臺分享了一則消息：她的新小說《天鵝旅館》出版了。

　　幾年前，她寫過一部中篇小說《天鵝旅館》，只不過，在小說發表之后，她一直覺得有點不滿意，總覺得有些想表達的東西，沒能在小說里體現出來。

　　直到幾年之后，一位朋友無意間和她談起這個小說，她忽然有了一些新靈感，便決定修改那部中篇小說，在新的版本里通過引入新的人物，加入了更多有關女性之間的友誼的探討。

　　新小說沿著一條線索展開：保姆于玲綁架了雇主的兒子，遭遇一系列變故后，她和女主人秦文的命運糾纏在一起。兩人的身份截然不同，相互間卻有一種特殊的信任。

　　通過她們的友誼、彼此諒解與救贖，張悅然嘗試書寫當下不同身份女性所面臨的困境與突圍，“小說里前面一部分情節跟先前版本的《天鵝旅館》相似，但每句話，都是我重新寫的。”

　　作為一個悲觀主義者，她曾不相信有救贖，因而早年間寫的一些東西里，總是包裹著一種否定的姿態。隨著年齡增長，這種尖銳的筆觸逐漸變得柔和。

　　在《天鵝旅館》中，張悅然講述的故事走向，從惡到善，也留下了希望。

　　“小說里，悲觀的東西或許不缺乏力量，但卻缺少生命力。”她如此解釋自己在寫作上的這種變化，“當作者讓小說朝著善的方向走，似乎也在介入其中，做某種善良積極的努力。”

　　回頭看看這些年的文學經歷，張悅然認為，寫作無論何時，都是困難的，“有些時候，我雖然并不在寫，但我仍在寫作里，對我來說，寫作一直最重要的事情。”(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