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對于“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搞的所謂八個樣板戲，人們至今都記憶猶新。可是具體到《紅燈記》，卻很少有人知道，江青是如何迫害他人而竊取其成果的。
這里必須談到一個人——阿甲。
延安歡迎會上的《游擊隊歌》
阿甲，1907年出生于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湟里鎮一個教書先生的家庭，原名符律衡，曾用名符正。
阿甲小時候在家鄉就很喜歡京劇，常在老人們的指導下學演古戲里的人物，得到大人們的贊賞。
1938年，阿甲來到延安，原想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政治或軍事，投入民族解放的偉大斗爭。一次活動中，無人會畫宣傳畫，有人就找到阿甲，他因曾跟懷舟學過一些國畫和書法，于是信手幾筆，便算是完全了任務。誰知這幾筆，卻整個地改變了他的生活軌跡。
當時延安乃革命圣地，各界青年紛至沓來。來一批新同志，就要開一次歡迎會。在一次歡迎會上，阿甲為當時青年從軍抗日的熱情所動，情不自禁地上臺，用京劇的“流水板”演唱賀綠汀創作的歌曲《游擊隊歌》，這種獨特的形式，令人們頓覺耳目一新，掌聲如潮。
人們如同發現了新大陸一樣，一致認為阿甲的京戲比他的畫還要好。接著他就被調進了魯藝實驗劇團所屬的平劇(京劇)研究班，從此開始了以整個生命為代價的京劇事業。阿甲的戲劇觀從此發生了很大的改變。
后來，他寫了一篇有關京劇改革，服務抗戰的長篇建議書。這份建議書由周揚送到中央書記處，受到中央書記處的高度重視。中央決定從延安的青年中先選拔一批有藝術才能的專門學習平劇。接著又從國民參政會所發的有關領導同志的差旅費中抽調2000元，由西安的八路軍辦事處購置了一份戲箱。
延安“魯藝平劇研究團”正式成立后，阿甲擔任團長。他除了組織演員們深入到部隊、學校、機關和農村演出之外，還經常深入到戰斗第一線去演出，受到了邊區工農兵的熱烈歡迎。1942年，魯藝平劇研究團同賀龍領導的八路軍一二○師戰斗平劇社合并，成立了延安平劇研究院。毛澤東欣然為此題詞：“推陳出新”。
創作《紅燈記》前后
1949年4月，阿甲隨華北平劇研究院遷入北平。
接著，中華全國第一次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阿甲當選為首屆中國文聯委員。此后，歷任文化部藝術處副處長、中國戲曲研究院副院長等職。1961年，阿甲出任中國京劇院副院長兼藝術研究室主任。這是阿甲京劇藝術生涯的黃金時代。
1958年，中國京劇院根據同名歌劇《白毛女》改編成現代京劇，這使阿甲非常興奮，因為歌劇《白毛女》當年在延安和解放區演出時，群眾爭相觀看的熱鬧場景一直都銘記在阿甲的心中，將這樣一部優秀歌劇改編成現代京劇，也是阿甲多年來的一個夢想，今天這個夢想終于得以實現。
為了演好這出戲，阿甲和鄭亦秋一同擔任導演。演員班子也經過了精心的挑選，由著名京劇演員李少春、袁世海等擔任主演。
京劇《白毛女》的演出給看慣了古裝紅的觀眾們以耳目一新的感覺，加上許多著名京劇演員的精彩表演，體現深刻的時代內涵，成功的演出一下子轟動了當時的北京城。
1964年，阿甲經過多年的積累之后，進入了現代京劇創作的頂峰時期。這一年，在全國京劇現代戲的演出中，一部以后為全國人民家喻戶曉的現代京劇同阿甲的名字緊緊地聯結在一起了。
在此之前，阿甲和翁偶虹成功地改編了現代京劇《紅燈記》，接著又由阿甲擔任導演，由著名京劇演員李少春、高玉倩、劉長瑜、袁世海擔任主演，開始了對這部京劇的排練。阿甲將多年對于現代京劇的探索和研究的心血，全部用在了這部劇中。他精心地對許多唱詞進行了在傳統基礎上的發掘。在他和劇組所有人員的共同努力下，《紅燈記》在這一年的全國京劇現代戲的演出中一炮打響，引起轟動。
《紅燈記》是中國京劇藝術家們共同努力的結果，阿甲在其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從此，阿甲的名字便與《紅燈記》這部現代京劇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了。
“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
《紅燈記》公演前后，被此時在中宣部藝術局任職的江青盯住了。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首都文藝界大會講話時，就指使人點名誣陷阿甲“破壞京劇革命”，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1968年6月，江青在鋼琴伴唱《紅燈記》的座談會上又一再地誣陷阿甲說：“阿甲這個人很壞，是歷史反革命，又是現代反革命。”從此之后，阿甲就一直挨批斗，幾乎天天都有，輪流在各個部門游斗。一個六十開外的老人，又患有高血壓和冠心病，身體、精神都難以支撐。
就是這樣江青還覺得不夠，她還在有關的會議上一再地煽風點火。她說：“阿甲這個人不好斗，厲害得很，你們要狠狠地斗，每天斗。”
只可憐一個阿甲老人，苦心改編了《紅燈記》的劇本，結果卻落得個家破人亡。他的夫人方華也因此遭到了江青的點名，受到令人難以忍受的毒打，最后被迫害致死。江青將阿甲等原創人員拋在一邊，自己組織力量對原劇本進行了一些局部的改動和壓縮，一部新的《紅燈記》便在江青的精心策劃下開始出籠了。
1970年5月，江青利用掌握的輿論工具，在《紅旗》雜志上全文刊登了由江青組織人所精心炮制的《紅燈記》。一本黨中央的機關刊物發表一個京劇的劇本，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事情。
為了給自己樹立“政績”，這期《紅旗》雜志發表了一篇為江青鳴鑼開道的文章，題目叫《為塑造無產階級的英雄典型而斗爭》。這篇文章一開始就肆意地誣陷國家主席劉少奇以及陶鑄、陸定一等同志，胡說什么他們鎮壓京劇革命多次失敗之后，又通過反革命分子阿甲赤膊上陣，要把《紅燈記》炮制成一棵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
如此一篇胡言亂語的文章是誰寫的呢？原來竟是江青的“杰作”。她寫好后又經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指點和精心批閱后才出籠的。
由此可見，江青一伙緊緊抓住《紅燈記》不單是竊取別人的創作成果，同時也想借此來誣蔑和打倒黨和國家一大批領導干部，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為了防止阿甲拿出原作來對證，在發表這篇文章和劇本之前的1970年3月，阿甲的家里突然沖進來一群不明身份的人，對其實行翻箱倒柜的搜查，將阿甲所寫的《紅燈記》的手稿全部抄走，使阿甲的手里再無任何東西可以作證。
當年，筆者和許多善良的中國人一樣，在狂熱的樣板戲浪潮中，看了一遍又一遍的《紅燈記》，誰也沒有想到這后面竟隱藏著如此令人難以相信的黑幕！
1980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此案進行了審理。
在法庭上，審判員問江青：“你是不是講述過林默涵、阿甲是反革命？”
對于如此一筆血債，江青冷漠地回答說：“不記得。”
法庭通知阿甲出庭作證。
阿甲出庭，雙目怒視被告席上的江青，列數了江青為著竊取《紅燈記》的成果。對他實行的種種非人的迫害。
阿甲說：“江青為什么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呢？這里有一個《紅燈記》的問題。在1964年，全國京劇現代戲匯演的時候，江青欺世盜名，奪取了廣大文藝工作者的勞動成果，據為己有，作為她篡黨奪權的政治資本，我和京劇院的全體同志改編和演出的《紅燈記》，是八個所謂樣板戲中突出的一個，她當然不肯放過。本來嘛，一個改編的《紅燈記》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你拿去就算了嘛，為什么還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呢？因為江青既要做‘披荊斬棘’的‘英勇旗手’，她就必須要捏造破壞京劇革命的對象……”
在阿甲咄咄逼人的證詞面前，江青無言以對。
二十六年后，《紅燈記》再現舞臺
1990年，徽班進京二百周年。北京舉行了許多場京劇著名劇目的演出活動。《紅燈記》作為現代京劇的首演劇目，被放在了矚目的位置。
這是在《紅燈記》首演后的26年，在經歷過了“文革”中江青一伙對于該劇的破壞和對于阿甲的迫害之后，在首都的劇場上再次公開演出。受盡折磨的阿甲應邀觀看了演出，并安排他在最后與廣大觀眾見面。
當阿甲等有關人員走上戲臺，臺下頓時爆發出一陣山呼海嘯般的掌聲，全場觀眾擁向臺前，向阿甲致意的歡呼聲經久不息。
阿甲老人被感動得流出了熱淚。
(文/沈國凡 摘自《縱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