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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欲望的奴隸，要做夢想的主人。”我想說，任何一位能讓自己的視線越過某些世俗標尺的人，都有理由心懷驕傲。因為，遮蔽你未來的是欲望，而照亮你前程的，是夢想。
幾個朋友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位談到“精神生活的貧乏”這些酸詞時，座中好幾位“工作不錯家庭不錯心情也不錯”的女士忍不住嗤之以鼻。一位頗有名氣的電臺主持人用她悅耳的聲音說：“要什么精神生活？怎樣才算有精神生活？我覺得有品位的生活才與精神有關，而優雅的品位是建立在物質基礎上的。”另有幾位則嘲笑道：“你的話也許不錯，但這話不該由你來說，而是應該從比爾·蓋茨這樣的巨富嘴里冒出來才有說服力。你沒錢，‘精神’就是你的一塊遮羞布，太老套，也太酸了。同樣穿一雙布鞋，人們在你腳下看到的是窮酸、寒磣，可在有錢人腳下卻看到了樸素甚至時尚。”
道理誰都明白，但在不同的語境里闡說道理的角度就會很不一樣。有些本來遮遮掩掩低聲下氣的東西(物質性收入、消費享受等)變得理直氣壯甚至趾高氣揚起來，而另外一種與之相對峙的、本來似乎天經地義的價值維度(其關鍵詞是“精神”)則變得越來越不自信，越來越灰頭土臉。比如，一般我們認為，個性是通過讀書、思考等精神活動實現的，但在現代消費社會中，早有論者認為只有通過消費才能達到個性的實現(鮑德里亞)。美國一位廣告大師也不斷地提醒人們：消費享樂是道德的，在享樂中人能夠更自由地實現自我。
于是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人們會認為“只有擁有物質的享受才可能獲得精神的愉悅”。下雨天，你穿著雨披騎著自行車趕去上班，你呼吸著刺鼻的尾氣，透過眼鏡的視線被雨水打得模糊，而駛過你旁邊的汽車卻濺得你一身泥水。當你宣稱你比坐在汽車里的那個聽著Wonderland(《仙境》)音樂的家伙更有一種幸福感時，估計很難相信會有人相信你。
錢鐘書先生早就說過，其實任何快樂歸根到底都是精神性的。消費所帶來的自由快感、舒適所帶來的自在安閑、擁有所帶來的虛榮滿足，哪一樣不是精神享受？所以，甚至“精神”本身也已開始悄悄地嘩變了，它開始投靠到“物質”的懷抱里了。那位思想深刻的卡爾·馬克思也說過這樣的話：“誰要是經常親自聽到周圍居民因貧困壓在頭上而發出的粗魯的呼聲，他就容易失去美學家那種用最優美最謙恭的方式來表述思想的技巧。”似乎一切都在證明，幸福快樂與收入偏低的窮人無緣。
真是這樣嗎？事實絕非如此。我們經常可以聽到許多月收入不足千元的餐廳服務員迸發出歡快的大笑，但從許多似乎什么都不缺的人臉上卻難得看到溫暖的表情；當一個老農民收獲到一個特別大的紅薯時，他內心那種純粹的喜悅大概要遠遠超過某位白領因為信用卡里的數字增加了幾千而產生的快樂；那些辛苦工作著的卑微的人群有著令人艷羨的好睡眠，而深夜酒吧里總是坐著一些工作生活條件優越得多、可是內心孤獨寂寞的失眠者。難道上帝的公平就體現在這里？許多人自己也在發出疑問：到底怎么啦？為什么不快樂？
因為物質化生活是柄雙刃劍，這種生活在不斷滿足各種欲念的同時，也慢慢地侵蝕著人感受最基本幸福的能力。不妨這么說，物質欲念主導下的幸福感是異化的、虛幻的。心理學大師弗羅姆認為，并不是說擁有很多財富的人才富有，從心理學角度講，擔心損失某樣東西而焦慮不安的守財奴——不管他擁有多少財產，都是窮困的、貧乏的。那位親身體驗了隱居生活的梭羅則把一種看起來闊綽的人視為“所有階層中貧困得最可怕的”，因為“他們給自己鑄造了一副金銀的鐐銬”。他并沒有因為錢比別人少而自嘆不幸，“他們因為他們的晚餐價昂而自傲；我因為我的晚餐價廉而自傲。”他是一個在精神上富足的人。當他這么說的時候，沒有自卑，也不是自慰；而是真的，他比許多只知追逐金錢利益者活得更有味道，更像詩意的棲居。
清貧不是美德，但安守清貧并能自得其樂是美德。匱乏不值得稱道，但在匱乏中仍能保持尊嚴并在進取的過程中體驗快樂是值得稱道的。我不想說教，因為尊崇何種價值是個人選擇的事，我只想說，金錢收入不應該是衡量個人價值的惟一尺度，也不是最重要的尺度。當然它與幸福與否也不具有必然的正相關性。在我們這個社會的語境里，應該恢復一個人享受與金錢之類無關的精神愉悅的合法席位。當他說“我不是很有錢，但是我很充實、很快樂”時，應該是自信的，甚至帶一點優越感。而裝作很有生活智慧的譏諷者，可能恰恰是頭腦狹隘的表現，他們值得憐憫。因為他們沒有能力去體驗真正的快樂，那種創造力奔涌的欣喜和愉悅，那種沉醉于詩性空間的適性得意，他們是真正淪陷于無聊和倦怠的貧困的人。
“不做欲望的奴隸，要做夢想的主人。”這是我經常說給自己聽的一句話，也可以送給所有人。盡管在別人眼里境遇未必佳，但這么去想問題，會感覺眼前開闊許多，不會因為小小得失而心煩意亂。我至今還記得王小波在一篇隨筆里說過的話：“學生是窮人里最趾高氣揚的一種，雖然窮，但是前程遠大。”我想說，任何一位能讓自己的視線越過某些世俗標尺的人，都有理由心懷驕傲。因為，遮蔽你未來的是欲望，而照亮你前程的，是夢想。(文／吳志翔 摘自《中國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