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我的一個朋友在對中國人進行一番深入研究后,有一個重大的發現,那就是中國的許多老百姓有一種仇富心理。由于仇富,就給富人搗亂,甚至從肉體上消滅。此發現就像瓦特由壺蓋之動想到蒸汽機,像牛頓由蘋果之落想到萬有引力定律,十分了得。我私下里也一直期望自己也有個類似水平的發現,可惜天生駑鈍,理想一直未能實現。最近,終于天遂人愿,我也有了一個發現,那就是,許多掌權者有一種仇智心理。
這個發現源于兩個有文化的青年慘遭不幸。第一個叫丁作明,名字見于一個關于農民的長篇報告文學中。關于他的事可以寫上幾萬字,但編輯沒那么多版面給我,即使給,讀者也未必有耐心看,簡單點說,就是他在當地有點文化,標志是當年差點兒就考上了大學。他對照中央文件,發現村里收的費用不合理,就領人上告。結果就像許多人上告的人一樣遭到了報復,被弄到派出所。這本來是個說理的地方,卻變成了不說理的地方。派出所的人讓他給對方拿醫療費,他認準自己沒打人,堅決不拿,并表示要上訴。這下惹惱了警察老爺,就讓聯防隊員給“加加溫”,也就是給他點顏色看看。這些聯防隊員得到了表現機會,充分加以利用。可他卻憤怒地喊道:“我告鄉干部加重農民負擔,違背黨的政策,竟遭這樣的毒打,我不怕!就是你們把我打死,我也不服;變成鬼,我也還是要告!連你們一起告!”結果不用我說,大家也可能會想到,他真的被打死了。
第二個就是剛畢業不久就被人打死的大學生孫志剛。孫志剛的名氣比丁作明要大得多,由于他在街上走未帶證件而被收容,然后被活活打死。這個事件公開后,國家廢止了施行多年的關于收容的法規。因一個人的死而廢止一個法規,這在中國也許是空前絕后的事情。關于他的意義,用一句老話說,是怎么估計也不會過分。
我所以看到丁作明的死,立刻想到孫志剛的死,是因為兩個死者都是有文化的人。也許他們由于有文化,就相信有理走遍天下,就敢于理直氣壯。直到現在,我的耳邊總是震顫著孫志剛死后他老父親那凄慘的話語:“如果沒有讀過書,不認死理,也許他也就不會死。”當然,如果面對的是流氓惡霸,他們也會好漢不吃眼前虧,但當他們面對穿警服的人,他們在內心沒有把他們往壞處想。按常理誰也不會把他們往壞處想,他們代表國家呀!可他倆就忘了一點,警察也有犯渾的時候哇。為什么犯渾,就因為他們心中有仇智情結。
現在許多掌權者(包括警察)手里有了點權,就想隨心所欲,不但依法辦事。而智者講究理性,講究規矩,不肯違心地迎合,常常讓掌權者覺得別扭,覺得礙手礙腳。再加上他們總要講一番道理,讓人無法辯駁,就只好訴諸暴力。
人說知識就是力量,而在一些掌權者心中,知識就是包袱,就是障礙,甚至知識就是罪惡。秦始皇焚書坑儒,仇智也;曹操殺楊修,仇智也;魏忠賢殺東林黨人,仇智也。因為智與知識就像鏡子,照出了他們的丑陋,他們不怪自己丑,卻惱怒于鏡子的明亮清晰。
而仇智源于蔑智。在有權者眼中,無論你學富五車,還是專利無數,都是他手中的一顆棋子,想怎么擺布就怎么擺布。可智就像海中的礁石,有時會被權力的海水淹沒,但它仍然倔強地站在那里,傲視著起起落落的海水。所以有權者就輕蔑為仇,智者就因此總被拍拍打打,被貶低,被打擊,甚至被消滅。
魯迅說過:知識和強有力是沖突的。難怪先生這樣說,就像面對一塊燒熱的鐵,表面上并沒有紅色,強有力者命人空手去拿,而智者知識那鐵燙人,當然不肯,于是沖突爆發。沖突的原因就在于,知識需要的是邏輯,是常識,而強有力者需要的只是個人的意志,個人的口味,是服從和順從,而知識總讓人不肯輕易地服從和順從,如此而已。
(文/劉興雨 摘自《雜文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