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拉薩4月12日電 題：教育如何改變西藏？

　　——專訪歐盟中國友好協會秘書長、浙江師范大學邊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蓋琳

　　中新社記者 趙延

　　教育是西藏文明進步的一個重要標志。民主改革前，在長期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下，只有少數三大領主子弟才能受教育，而廣大農奴子女沒有任何受教育的權利。民主改革以來，西藏在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及素質教育等方面得到迅速發展，人們的眼界和思維方式也隨之變化。教育發展如何改變西藏？近日，歐盟中國友好協會秘書長、浙江師范大學邊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蓋琳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就該問題作出詳細解答。

　　中新社記者：您在西藏走訪調研的過程中，對西藏的教育和孩子們有怎樣的印象？

　　蓋琳：2014年6月訪問西藏時，我參觀了藏醫藏藥相關機構，了解過藏族同胞接受教育情況。2016年8月，我與6位歐洲議會議員訪問西藏，參觀了西藏大學，在圖書館里看到了藏漢雙語的大藏經。我們也參觀了西藏唐卡畫院，那里是西藏唐卡藝術傳習基地、西藏非遺項目傳習基地。德瓦議員還在拉薩街頭與一位年輕路人交談，得知他在北京上大學。據我的見聞和當地朋友介紹，西藏的傳統文化獲得妥善保護，教育資源豐富。

　　盡管西藏地廣人稀，但所有孩子都平等擁有受教育的權利。一位援藏的朋友曾向我講述靠近尼泊爾邊境的吉隆縣內，一群小學生的上學方式：孩子們平時在校寄宿上學，周五放學回到各自家中，周日返校，都覺得能上學特別好。

　　教育也為西藏的孩子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00后”藏族小伙強巴扎西告訴我，他小時候熱愛學習、喜歡思考，夢想成為文化領域的人才，家人也很支持他。最近，強巴扎西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西藏文化博物館工作。

　　除了基礎教育保障外，西藏人對素質教育的重視程度也讓人印象深刻。西藏文化博物館的志愿者李方山老師向我講述了她的一次經歷。她曾遇到一位藏族母親接六七歲的女兒放學，手中提著電子琴。交談中，母親說女兒在拉薩北京小學讀書，“是我們拉薩最好的小學”，喜悅和自豪感溢于言表。

　　中新社記者：從舊西藏的寺院教育，到民主改革后逐步建立現代教育制度，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您如何評價西藏教育發展變革過程中的變與不變？

　　蓋琳：教育體系改革給西藏帶來巨大變化：教育機構增加，學生人數增多，學費減免，學生出國留學率提升，本地的文化基礎設施也有了很大發展。

　　西藏的教育體系，從舊時以寺院教育、官辦教育、私塾教育為主，演變至當前的現代教育體系。截至2022年10月，西藏已建立各級各類學校3339所。舊西藏的青壯年文盲率曾高達95%以上，而2022年自治區內外在校生總人數已達92.2萬人。通過現代教育，許多學生有了出國留學的機會，如全國人大代表白瑪措曾留學挪威和澳大利亞，全國政協委員邊巴拉姆曾在挪威和美國學習，全國政協委員明吉措姆曾在德國和英國獲得博士和博士后學位。回國后，她們都在各自領域取得了非凡成就。

　　如今西藏已實行15年公費教育和包吃、包住、包生活學習費用的“三包”政策。同時，作為教育的一部分，西藏的公共文化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博物館有了更豐富的展品和內容，新落成的西藏自然科技博物館、西藏美術館、牦牛博物館以及大幅增加的農家書屋、寺廟書屋等，都是重要的精神文化學習場所。

　　西藏教育體系改革過程中的不變之處，在于藏族文化的保留和保護。今天，學習藏語是教育的一部分；學校確保學生在校期間的藏族文化生活和飲食習慣不變；西藏寺院教育精髓得以保留；西藏傳統文化中的歷史、哲學、天文、歷算、醫學、辭書、文法、詩歌、音韻、文學、音樂、美術、建筑以及雕刻工藝技術和地震等知識，通過教育實現了傳承。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看待教育改革對當地人生活方式的影響？

　　蓋琳：現代教育，為原本受舊思想束縛的人提供知識，使他們更平等地看待世界。同時，教育也給他們更廣闊的眼界、理性的認知力、更強的判斷力，使他們有更多選擇機會。

　　藏傳佛教早已融入不少西藏人的日常生活，他們對藏傳佛教有深厚感情。一些藏族同胞看到廣闊的世界后，確實更關注生計需要和現實生活問題。我認為這或許是處于不同階段的人，對同一事物的理解發生變化。當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后，人們對精神層面提出更高要求，一部分人會對藏傳佛教有新的認知。

　　實際上，生活方式轉變的源頭并不來自教育改革，而是信息變革。如今的互聯網社會，人們獲取信息的數量和速度發生巨變，眼界和世界觀也隨之改變，很多人希望自己與世界同步，因此自主要求改變生活方式。

　　中新社記者：在西藏建立完善的教育體系與制度，有哪些現實因素與難題？寄宿制是現實條件下的一種必然選擇嗎？

　　蓋琳：西藏建立完善的教育體系，難題之一是地廣人稀的現實情況。西藏擁有12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卻只有366萬人口，平均每平方公里僅3人，人員高度分散。對教育來說，學生分散、教師人才短缺，難以保障教育質量；對資金而言，如投入不集中，很難得到產出。解決的唯一出路，就是教育集中。

　　2000年后，西藏在每個村辦一所幼兒園，使輟學率接近0%，基本解決了幼兒園教育問題；每個鄉鎮辦一所小學，將教師人才集中，確保教學質量。這樣一來，寄宿制是現實條件下的必然選擇。

　　我了解到，寄宿制并非強制，主要針對家庭距離學校2公里以上的農牧民子女，其他學生也可自愿寄宿。學校設有專職老師照料學生生活，業余時間開展包括傳統文化在內的活動，學生生病可請假離校，家長可在非上課時間自由探望。

　　一位援藏干部告訴我，寄宿制解決了西藏義務教育的兩大難題：一是提升教育數量，保障應入學少年兒童享受免費義務教育，輟學率接近0%；二是提高教育質量，西藏學生得到與其他省市區相近的教學條件，升學率大幅提高。

　　由于西藏每個鄉鎮面積較大，很多地方山高谷深、交通不便，寄宿制能最大程度降低路上的安全風險。

　　藏族朋友達娃央措告訴我，寄宿制讓學校和老師承擔更多責任，為學生提供了便利和實惠，如吃食堂、住宿舍、圖書館閱讀書籍等，都是國家給予補貼。“我讀初中的時候，也是受益者，每天都有營養餐，而且住校生會有生活津貼補助。”

　　中新社記者：您長期在歐洲工作生活，如何看待東西方在教育上的異同？如何增進雙方對彼此的理解？

　　蓋琳：歐洲的教育體制中有值得學習和借鑒之處。但中國特別是西藏的實際情況特殊，不能照搬歐洲。西藏的教育改革，只能根據當地實際，克服困難，逐步實現教育現代化。

　　歐洲基礎教育的理念主要是讓孩子有快樂童年，培養他們開拓性思維、自學能力和獨立人格等。課堂會相對活潑輕松，以培養能力為導向，老師與家長各自明確責任，相互合作。這些都基于歐洲國家學生人數少，師生比高，經濟基礎好，教育資源雄厚等特點。

　　與之相比，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教育，更關注“打好基礎”，夯實基礎知識學習，重視提高學生的“短板”，強調未來競爭力。西藏地廣人稀，學生分散，教師人才短缺，師生比低，經濟相對落后。如不集中投入資源，不易保障教育質量，因此其教育方式無法效仿歐洲。但西藏的教育改革，賦予了每個人平等受教育的權利，并全面實現15年義務教育，使西藏自治區的義務教育走在中國前列，甚至是世界多數國家前列。

　　教育改革還提高了年輕藏族同胞的身份認同感。一位藏族朋友告訴我，藏族文化并沒有在現代發展中被分割，她的家鄉經常舉辦少數民族藝術節、運動會、傳統節慶等，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結合得很好。因為當地人習以為常，沒有被大肆報道，所以不被外界了解，更不被西方了解。

　　我建議可加強這方面的宣介，在國內外主流媒體多做有關報道，在海外如歐洲國家、歐盟機構舉辦相關圖片展、推介會、研討會等。

　　目前西藏與西方國家在基礎教育方面的溝通渠道很少，自治區可創造條件，歡迎歐洲年輕學子到西藏游學，促進文化交流，增強彼此了解。

　　我也建議歐洲的政治家、官員和朋友到西藏多走走、多看看，真實感受西藏及其發展，這樣能避免在不了解的前提下先入為主，也能向身邊朋友介紹在西藏的所見所聞。通過中歐雙方共同努力，多創造溝通渠道，可以讓更多人了解西藏及其教育改革取得的成就。(完)

　　受訪者簡介：

　　蓋琳，歐盟中國友好協會秘書長、浙江師范大學邊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2005年起在歐洲議會工作，是首位在歐洲議會工作的中國人。發表過多篇文章，著有《我在歐洲議會》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