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1月18日電 題：中西古典人權觀，有何異同？

　　——專訪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教授方強

　　作者 孫晨慧 高楚頤

　　“中華典籍中的人權理念”國際學術研討會于11月18日至20日在湖南大學岳麓書院舉辦。此次研討會旨在依托古代經典文獻闡發中國人權發展理念。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權理念，既有相似相同之處，也存在差異。尊重和保障人權是中國的不懈追求。中國傳統文化不僅蘊含了豐富的人權思想，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思想還對西方近代人權觀念的形成產生了影響。

　　為深入探討這一議題，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德魯斯校區歷史系教授方強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作出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1948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世界人權宣言》，其中闡述的人權觀念，與中國古典作品中的哪些思想或觀念有相似之處？

　　方強：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并頒布的《世界人權宣言》是劃時代的國際宣言。《世界人權宣言》的起草者之一勒內·卡森(René　Cassin)將最主要的人權概括為：人的尊嚴、自由、平等和友愛。

　　《世界人權宣言》第三條明確指出：“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生命權的觀念最早可追溯到《漢謨拉比法典》和《希伯來圣經》。歐洲啟蒙運動先驅之一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說：“生命權是基本人權。如果一個社會契約無法保護人的生命權，它就是無效的。”在任何情況下，生命權都是最高的人權。

　　這一觀念在中國古典作品中也有深刻體現。《孟子·公孫丑上》中存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的表述；《道德經》中提到“夫樂殺人者，則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墨翟在《非攻》中提到“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

　　《世界人權宣言》強調保護人的財產權。這一點與英國啟蒙運動先驅約翰·洛克(John Locke)強調的三種基本人權有關，他重點強調了人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權。

　　中國經典文化中，財產權也得到很大重視。《管子》中提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楊朱強調保護財產權，認為“力之所賤，侵物為賤”；孟子譴責搶占他人財物的人，認為“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

　　中新社記者：中國古典作品與西方作品在人權觀念上的相似性和差異性體現在哪里？為何存在這些差異？

　　方強：兩者在人權觀念上的相似性有很多，都在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認可的幾個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權方面著墨甚多。西方經典更多受宗教影響，而中國經典文化則更多從教育家、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家的角度出發，探討保護人的基本權利。如美國早期清教移民約翰·溫思羅普(John Winthrop)建立的馬薩諸塞灣公司，就用圣經中的“上帝十誡”作為當地法律，告誡信徒不要濫殺無辜和偷盜。在中國，不少儒家經典都是從人類道義和社會政治倫常出發，要求不要濫殺無辜。

　　中新社記者：伏爾泰等啟蒙思想家為何對中國文化有興趣，中國文化對他們產生了哪些影響？

　　方強：一些歐美啟蒙運動思想家都曾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比如，伏爾泰對中國古代文化很著迷。在《風俗論》中，伏爾泰提到中國是世界文明的先驅。他認為中國社會講究理性和包容，并借此批判其他國家守舊、不擁抱現代主義。有學者認為，正因為伏爾泰的作品中包含中國因素，才讓他成為啟蒙運動中的“philosophe”(啟蒙運動者)。

　　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贊頌中國獨立于世界東方，與世無爭。他認為歐洲兩大霸主英國和法國分別為海洋和陸地霸權，希望美國保持中立。

　　不過，當時的啟蒙思想家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有限，伏爾泰等雖贊賞中國哲學家及相關法律制度，但他們的贊賞實際上更多受到歐洲傳教士的譯作影響，以及對孔子等中國哲學家的崇拜和借鑒。

　　中新社記者：如何看待古代經典作品在人權觀念上的歷史局限性？當今時代，我們應如何繼承和發揚其中的人權理念？

　　方強：首先，我們需要認識到，古代經典作品由于時代的局限，往往在人權觀念上存在諸多不足。這些作品基于當時的社會、文化和政治背景，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價值觀和道德觀。與《世界人權宣言》中提到的現代人權相比，東西方古典作品都存在可優化的空間，如東西方古典作品都沒有強調婦女的人權。

　　當今時代，我們應以開放和包容的態度審視和繼承這些作品，積極發揚其中符合現代人權理念的部分，推動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中華傳統文化中蘊含了哪些人權理念？

　　方強：中華傳統文化中蘊含了豐富的人權理念，這些理念不僅在當時具有深遠影響，在今天看來仍具有重要價值。

　　例如，孟子提出的“民為貴”，強調了人民的重要性，這一民本思想不僅在中華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西方文化中也有一定程度的體現。

　　又如，孔子提出的“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等教育理念，強調了教育的公平性和個性化，這在當前依然沒有過時。

　　此外，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在某種程度上保證了考試的公平性，為普通百姓提供了相對公平的上升渠道。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對人的公平權利的一種貢獻。而在今天的美國，一些社會精英的孩子通過父母捐款和其他不公平方式進入常春藤大學，而普通家庭的孩子因為沒有這種財力，必須在成績和課外活動中加倍努力。

　　中新社記者：人權理念上，中西文化是否存在一種“和而不同”的相處之道？中國古典作品與西方經典能為我們提供哪些智慧？

　　方強：中西古代經典中，對生命權、財產權等方面的闡釋及重視有很多相似之處。

　　中西經典文化對人權的貢獻沒有過時。很多西方經典著作里的內容，在近代啟蒙運動中被接受和發展成近代政治理念，如歐洲思想家重新闡釋了《圣經》對人的基本權利的保護，并將其擴大為尊重人格、生命、自由和財產等基本人權。中國古代經典中的許多人權理念，在今天也得到繼承與發展，如民本思想、對個人財產的尊重和保護等。(完)

　　受訪者簡介：

　　方強，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德魯斯校區歷史系教授、美國華人社會科學教授協會主席，曾任美國中國歷史學家學會主席(2017-2019)以及《美華史記》期刊主編。現任“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書系主編。主要著作有《誰在研究中國》、Communist Judicial System in China(《新中國司法制度史》)、Power versus Law in Modern China (《近代中國的權與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