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武夷論壇|陳福濱:中華文化的倫理觀如何走向世界?
中新社福建武夷山3月26日電 題:中華文化的倫理觀如何走向世界?
——專訪臺灣輔仁大學原文學院院長陳福濱
中新社記者 閆旭
倫理觀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仁、義、禮、智、信,是中華文化倫理觀的核心概念。
中華文化的倫理觀,與西方文化的倫理觀有何異同?對當下的中國和世界有何意義和價值?在近日舉辦的首屆武夷論壇期間,臺灣輔仁大學原文學院院長陳福濱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分享了其對中華文化倫理觀的理解與思考。
現(xiàn)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如何理解中華文化的倫理觀?
陳福濱:所謂倫理觀就是從道德哲學的角度切入,包含自己和自己、自己和他人、自己和整個宇宙自然之間的互動關(guān)系。
我們中國人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從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孔子、孟子,到漢代的董仲舒、揚雄,以至于到宋朝周敦頤、朱熹,明朝的王陽明,儒家思想的體系形成了中國傳統(tǒng)的道統(tǒng)思想,對倫理非常重視,在《孟子》中的體現(xiàn)就是“五倫”,即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君臣有義,朋友有信。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代表一種人際關(guān)系,其中蘊含著“仁、義、禮、智、圣”,也就是儒家的“五行”。到了漢代,董仲舒提倡“五常”之德,就是“仁、義、禮、智、信”。
“仁”這個字從二從人,字面的解釋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相親,是一種人際關(guān)懷。《周易·乾·文言》說:“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干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可見,中國自古以來就非常重視“仁”的概念。“仁”就是“一體之仁”,不但對自己,對他者如家人、朋友、師生,都要有“一體之仁”,才有可能做到孟子所說的“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這是非常重要的倫理,是人際關(guān)系的關(guān)懷。
“義”是對自我的一種要求。孔子告訴我們,“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面對他者的時候,自己該怎么去做?孔子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孟子說“舍生取義”;董仲舒結(jié)合這些概念,講要“義利兩養(yǎng)”,重義也要重利;宋理學家,包括朱熹、陸象山、王陽明等,也都對此做了很多詮釋。當我們面對國家社會,當然就是要舍生取義,這是中國文化重要的一個倫理的觀念。
“禮”代表外在形式到內(nèi)在的一種自我顯發(fā),不只是外在的禮節(jié)儀式,更多是來自于內(nèi)在的本質(zhì)。中國人常把“禮”“樂”放在一起講,“樂”代表一種“和”的概念,自我與外界的相和。中華文化是非常重視禮樂教化的。
“智”是一種分辨道德是非、進行道德判斷的能力,指的是知行的恰當性。人的言行舉止合乎倫常的要求,是由于“智”的作用,先規(guī)而后為之,就是指“智”的辨別是非善惡的道德判斷力。
“信”一般是指信實,涉及到“誠”的概念。《易經(jīng)》很多卦中談到“有孚”,代表誠信、講信用。《中庸》幾乎每一章都在講“誠”。“誠”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道德行為的實踐過程中,自己要去做到,別人才會感受得到。因此,人與人之間彼此互相“誠”的時候,才能夠有《孟子》所謂的“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幾千年來,中國人幾乎都是以“仁、義、禮、智、信”這幾個字詮釋中國傳統(tǒng)的倫理道德。同時也不斷地延伸,比如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等,其實都是中華文化中很重要的倫理道德的一環(huán)。
中新社記者:中華文化的倫理觀是如何形成和發(fā)展的?
陳福濱:從古書典籍來看,早期是從《詩經(jīng)》《尚書》《禮記》《周易》,以至于《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這一系列傳統(tǒng)儒家思想核心載體建構(gòu)了中國重要的倫理觀。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經(jīng)過長時間歷史演變。及至董仲舒以儒家思想為基礎(chǔ),兼采陰陽五行學說,建立一套新的儒學體系,并依此建構(gòu)他的倫理思想。
董仲舒的倫理思想以其天道觀與人性論為基礎(chǔ)。他認為,履行社會之道德規(guī)范,就是人性符合上天意志的表現(xiàn)。其倫理思想,是以作為天地萬物之本的天為根基。因此,倫理行為之合理化,都必須法天,法天也就是效法陰陽、四時、五行。及至宋明理學發(fā)展的倫理思想,影響綿長。
中新社記者:在文化差異視域下,中西方倫理觀有何異同?
陳福濱:西方的倫理思想非常重視宗教倫理,從雅典學派到以普羅提諾為奠基的新柏拉圖主義,到奧古斯丁,再到中世紀的托馬斯·阿奎那,以至于文藝復興運動之前,都是以神為中心的思想,即“神本主義”。后來,人們開始反思,人難道只是為神服務、而不是為人服務嗎?從而,人文精神、人本思想被提出,帶動整個西方的宗教改革、民族復興、中產(chǎn)階級興起等等。
而中華文化的倫理觀擁有不同的走向,中國人所注重的信仰,就原始民族的信仰而言,比如對祖先、對鬼神、對自然、對實物、對圖騰等的崇拜,不像西方以宗教信仰像“金箍咒”一樣箍起來。中華文化通過“家”文化的血緣親情倫理關(guān)系,構(gòu)建出孝道文化的倫理觀。所以,我認為中華文化倫理觀的自由度相對地比西方更扎實。
中新社記者:您覺得對于當下的中國和世界來講,中華文化的倫理觀有何意義和價值?
陳福濱:我認為,中華文化最棒的地方就是孟子說的“仁者無敵”。中國的發(fā)展,不會對別的國家構(gòu)成威脅;所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是帶動地方的繁榮,以及國與國之間互相協(xié)調(diào)與互助。而西方一些國家的觀念不一定是這樣。歷史上,帝國主義在經(jīng)濟、政治等領(lǐng)域侵略別國,還美其名曰幫助弱小地區(qū),事實上是在制造戰(zhàn)爭,并沒有對世界和平真正作出貢獻。16世紀以后的西方,為了擴張領(lǐng)土而掠奪他國的財物、資源,讓自己不斷強大,而中國從未有過這種行為。
所以我認為,中華文化中和平、世界大同的理想,絕對優(yōu)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更多是對立的、尖銳的,而中華文化卻是和諧的、平等的。整個西方文化中最缺乏的素養(yǎng)就是這種“仁者無敵”的和平、善良的心。
中新社記者:2023年3月,中國向世界發(fā)出了全球文明倡議。我們應如何從中華文化的倫理觀中汲取營養(yǎng),和合共生,美美與共?
陳福濱:中國文化對西方世界有一定的影響,但就我的觀察,目前這些影響比較集中在學者當中,可能對他們產(chǎn)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從而影響到區(qū)域的整體文化發(fā)展。同樣地,中國文化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
如何發(fā)揚中華文化,我覺得很重要的點就在于漢語的使用,否則中華文化的發(fā)揚還只存在于華人世界。語言可以溝通和轉(zhuǎn)化經(jīng)驗,如果我們通過外交、學術(shù)以及其他各方面的交流,擴大中文的影響力,自然就會擴大中華文化的影響力。
同時也要從翻譯著手。在中國的古今典籍中,西方世界讀得最多的是《老子》,而“四書”并沒有像《老子》那么在國外盛行。我覺得只有把中國重要的經(jīng)典,翻譯成讓西方人更能夠讀懂的文本,中國文化的倫理觀才能夠進入到整個世界。
共建“一帶一路”是一個很好的方式,一方面推動共建國家經(jīng)濟上的合作,一方面也推動世界不同文明的互鑒與發(fā)展,推動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完)
受訪者簡介:
陳福濱,臺灣輔仁大學原文學院院長,致力于易經(jīng)、兩漢哲學、宋明理學、中國哲學問題的研究,開設有中國哲學專題、兩漢哲學研究、中國哲學史、易經(jīng)、宋明理學等課程,指導博士、碩士學位論文近百篇。主要著作有《倫理與中國文化》《兩漢儒家思想及其內(nèi)在轉(zhuǎn)化》《現(xiàn)代生活哲學》《世界哲學家叢書:揚雄》《智與思》、《晚明思想通論》、《中國文化概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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