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楊智杰

　　2024.11.18總第1164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兩家藝術培訓機構的跑路，實則是精心策劃的“金蟬脫殼”式詐騙。

　　10月22日，北京市市場監管局聯合市公安局經偵總隊，通報了“職業閉店人”全國首案。今年上半年，兩家教培機構“藝術傘”和“木藝藝術”，因經營不善，委托中介提供閉店服務，中介招募“職業背債人”，提交虛假文件，使企業更換法定代表人，原法定代表人得以卷錢跑路。北京市市場監管部門依法對涉事企業的多個主體進行了行政處罰，撤銷虛假的變更登記，并對背債中介實施了包括罰款在內的一系列處罰措施。

　　實際上，“職業閉店人”只是“職業背債”產業鏈的一個分支。在這個龐大且隱秘的金融騙局中，中介招募“職業背債人”出賣個人征信，操作方實際操盤，對背債人的財務狀況進行包裝，替代企業法定代表人承擔債務，或者從銀行騙取房貸、裝修貸、企業貸等大額信貸。一旦資金到手，中介和操盤手全身而退，留下毫無償還能力的“職業背債人”面對逾期債務以及失信的人生。

　　全國首案背后

　　“藝術傘”是一家兒童美術與陶藝創作培訓機構，在北京有6家門店。據央廣網報道，今年五一節前夕，“藝術傘”多家門店突然關閉，閉店前幾個月，一些門店還在降價促銷課程，不少家長預付了上萬元買課。據不完全統計，“藝術傘”的跑路，波及2000多名學員，涉及資金高達2000多萬元。

　　天眼查顯示，“藝術傘”背后的兩家注冊公司，即北京市童之繪教育咨詢有限公司和北京市小番茄教育咨詢有限公司，均在今年4月更換了法定代表人。早在當時，就有媒體指出，“藝術傘”閉店可能就是“職業閉店人”套路。

　　“職業閉店人”是近年來日益增多的一種詐騙手段。一些中介個人或機構，與有一定負債、經營困難的預付式經營企業合作，利用法律規定的程序，使企業變更法定代表人，協助原公司負責人轉移資產、逃避債務，并按負債總額，收取10%甚至更高比例的傭金。以“藝術傘”跑路為例，“職業閉店人”團隊的收益，可能高達上百萬元。

　　“職業閉店人”并不新鮮，但近些年，隨著預付費模式推廣后，健身房、美容院、教育培訓等行業成為“職業閉店”的重災區，進一步引發外界關注。“職業閉店人”套路走通的關鍵，在于找到一個甘愿做“替罪羊”的“職業背債人”。

　　周濱曾在河北短暫從事過職業背債中介，他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介紹，能參與閉店的“職業背債人”，主要是征信“純白戶”，也就是從未申請過貸款或信用卡，征信系統中沒有任何記錄的人。

　　有職業閉店機構的工作人員向媒體透露，成為企業“背債人”的門檻相對較低，只要個人征信無異常且無犯罪記錄，即便是80歲的老人也可以頂替。除了在網上招募，不少中介活躍在貧困的農村地區，針對社會閑散人員和教育水平較低的人群，宣傳“出售個人征信，就能拿到百萬元的回報”，一些經驗豐富的中介為了增加說服力，甚至會展示搬運現金的視頻。據周濱了解，目前“職業背債人”主要是“70后”“80后”，“不少人想，反正自己一輩子也賺不到這么多錢，就上鉤了”。

　　周濱解釋，為企業老板背債，站在中介角度，操作并不難。中介和操作方會使用企業提前給到的一筆資金，對“背債人”的履歷和身份進行包裝，再通過合法程序，變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使得本應由原法定代表人承擔的債務和責任，全部轉嫁到“背債人”一人身上。

　　北京工商大學法學院教授呂來明長期關注“職業閉店人”亂象，他向《中國新聞周刊》指出，此前的一些“職業閉店人”案件，多是作為普通民事糾紛進行處理。消費者在投訴到政府有關部門后，往往由于定性難、查證難，甚至找不到試圖“脫殼”的債務人等原因，相關部門很難推進或有效保護消費者。由于負債企業與職業閉店人的合作通常在暗中進行，消費者難以找到責任人，通過法院起訴，法院通常只能根據消費者提供的證據，對頂替的“職業背債人”進行判決，但這些背債人往往沒有償還能力。

　　他指出，和以往的民事糾紛不同。北京此次通報的“職業閉店人”首案，市場監管部門第一次做出了行政處罰，力度更大，查處了包括企業原老板、背債人、操盤中介在內的整個鏈條，對其他地方偵破此類案件具有示范效應。

　　被盯上的“征信純白”

　　“背債人千萬不能做，我朋友在做，現在很煩，不能坐高鐵、飛機，每天只能開瑪莎拉蒂。”

　　近年來，“背債”產業盯上了個人征信。在抖音、小紅書、知乎等社交平臺，關于“職業背債人”的推送評論區，常常會出現“收白戶”等公然的招募信息，其中也不乏上述釣魚的話術。周濱提醒，除了一些好奇觀望的人之外，這些信息可能多是由中介自己發布的，想營造出一種背債很受歡迎的氛圍，引誘“白戶”入局。《中國新聞周刊》在小紅書上收藏一則相關推送后，很快收到中介私信：“有興趣？”“背債用‘00后’的話講，就是賣征信的錢。”

　　個人征信報告，相當于個人的“經濟身份證”，記錄了借錢還錢、信用卡使用等與信用有關的行為，能幫助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了解個人的信用歷史，決定是否借錢，或者給到多高的信用額度。

　　薛方是首都師范大學信用立法與信用評估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信用學會副秘書長兼生態信用專委會主任。他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經過近25年的發展，目前中國已建立全球規模最大的征信系統，據央行披露，截至2023年末，征信系統收錄個人11.6億，企業和其他組織1.3億戶。當下，這一系統產生了強大的社會治理效應，查詢信用報告成為金融機構開展信貸業務、進行風險防控的必要環節，也在助力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融資發展。但與此同時，個人征信的價值，也開始被詐騙團隊覬覦。

　　當問及背債需要什么條件，小紅書平臺上的中介發來一張截圖，羅列的要求包括：25—45歲的“純白”，要單身或離異。如果條件符合，理想情況下，可以申請到4000萬元的銀行貸款，背債人在45天內，能陸續拿到700萬元。

　　薛方說，適合被用作背債的“純白戶”，大約有3億人，占到了個人征信總數的近四分之一。這些信用白戶通常個人的金融意識和信用意識薄弱，因此，也最容易被詐騙團隊利用。

　　中介會明確告知，只需要幾個月的時間，“背債人”就能獲得巨款，代價就是余生成為“老賴”，只是生活不便。于是想賺快錢、一夜暴富，或者走投無路的人，或主動或被動地出賣了個人征信。

　　郭宏是中介眼中的理想“背債人”。今年46歲的他，來自河南洛陽農村，以種地為生，離異，獨自撫養著兩個十一二歲的孩子，并照顧著患有癡呆癥的母親。2022年，當地一位熟人向他伸出了“橄欖枝”，承諾只需前往鄭州申請房貸，就能獲得幾十萬元的貸款。郭宏想著，他可以用這些錢做個生意，掙了錢，就能把貸款還上。

　　郭宏不懂金融和征信，“背債就在迷迷糊糊中發生了”。他跟著介紹人去了鄭州，遇到操作方，并交出了身份證。對方先是幫他貸款買了一輛雪佛蘭汽車，買完不久，他就被要求簽了車輛抵押合同，新車被立即轉手，“我不知道車賣到了哪里，錢去了哪里”。兩個月后，操作方又安排他貸款購買了一套鄭州的二手房，169平方米，從銀行貸了135萬元。他記得，在一家商業銀行簽署貸款合同時，銀行工作人員并未過多詢問，整個過程非常順利。

　　但郭宏最終沒有從中介和操作方那里獲得承諾的幾十萬元。他對《中國新聞周刊》提到，在償還了大約十個月的車貸和六七個月的房貸后，操作方斷供。2023年上半年，他開始被銀行催促還貸，電話甚至一度無法開機，“一開機就會被打爆”。2023年11月，郭宏接到鄭州市警方傳喚，才得知介紹人和操作方利用他的信息進行貸款詐騙。但他來不及后悔，背負一百多萬元的逾期貸款，成為征信黑戶，被法院多次傳喚，如今只能等待鄭州警方盡快破案。

　　周濱描述，在背債產業鏈上，背債人被稱為“客戶”。除了“純白戶”，“客戶”還包括只有四五條信用記錄，且沒有逾期的“小白小花”、 輕微逾期過的“大花”。操作方會根據不同的信用記錄，匹配相應的背債業務。

　　具體而言，像郭宏這樣的“純白戶”，可參與的業務種類最多，不僅可以替企業法定代表人背債，還能參與到地皮使用權變更等業務。這類項目的操作時間是15—30天，職業背債人、中介、操作團隊們能拿到幾百萬元甚至更多。

　　“小白小花”，大多是背房貸、車貸、企業貸，操作團隊甚至會給背債人安排一個名義上的“配偶”，兩人假結婚，更容易申請貸款。背車貸的操作周期一般是30—45天，背房貸、企業貸的操作周期較長，一般為6—12個月。

　　至于“大花”，則通常只能代辦信用卡，操作后，信用卡額度可達到50萬—100萬元，操作方在收取高額手續費后，“背債人”可以自由支配剩余的額度。

　　通常情況下，為了讓“背債人”成為共犯，在操作方和中介層層抽取傭金后，“背債人”還是會拿到不少收益，為此付出的代價是，由于貸款逾期，他們會成為征信黑戶，甚至被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限制高消費等。

　　截至2024年11月3日，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顯示，已有超過846萬的失信被執行人記錄在案，“職業背債人”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披著合法的外衣

　　北京市天岳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聶成濤長期關注金融詐騙維權，他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坦言，“職業背債”的手法與許多金融詐騙的本質相同，只是手段升級，看起來不那么像詐騙，“詐騙行為披上合法的外衣”。

　　在“職業閉店人”套路中，一個關鍵環節是企業辦理法定代表人變更。但實際上，這一步驟是按照正常法律程序進行。聶成濤注意到，有一些詐騙團隊也會找代辦公司，操作公司業務，“代辦公司如今也已開始淪為詐騙分子的工具，成為犯罪活動的一環，‘職業閉店人’也很相似”。近期，他在處理一起金融詐騙案時，追蹤的線索指向了上海一家代辦公司，但代辦公司聲稱只是執行正常的業務。聶成濤進一步詢問客戶信息，代辦公司透露所有聯系都是通過電話，現在電話已無法接通，資料也是通過快遞傳遞，線索就此中斷。

　　不過，周濱透露，為了讓騙取銀行貸款的項目順利進行，中介和操作人還會收買銀行內部人員，協助作案。

　　一名來自大型國有銀行的員工也向《中國新聞周刊》解釋說，銀行每年都有放貸任務，但大型銀行通常有更嚴格的內部風控體系，有多個崗位專門負責風險管理，詐騙團伙能夠成功騙取貸款，更有可能是在一些小型銀行發生，操作人員在完成業績的同時，還能獲得一些回扣。

　　企業貸是“職業背債”中較為常見的一類。周濱講解了操作流程：由于征信白戶缺乏信用記錄，金融機構通常不會直接放貸給他們。符合條件的客戶被引導至特定銀行，進行貸款額度評估。中介隨后通過制造頻繁的銀行流水，偽造背債人的財務狀況。達到一定額度后，背債人到銀行簽字并取款，開始信貸操作。

　　接下來，中介會以“背債人”的名義，辦理營業執照，正常納稅，偽造企業運營良好的假象，直到貸款獲批。“不是誰都能輕易提高貸款額度的。”周濱坦言，銀行信貸部門的工作人員會參與配合，并從中獲得一定的好處。貸款一旦到位，操作方、銀行內部人員、中介和背債人就會迅速分配這些資金。

　　2023年末，上海警方破獲了一起涉及6000萬元的貸款詐騙案件。回溯至2019年，警方注意到，當地有11套房產涉及貸款詐騙。在一個案件中，房產中介先將房產合同價格從253萬元做高至550萬元，“黃牛”中介安排“背債人”接手房產。房產中介偽造購房者的財務信息，并賄賂銀行工作人員，完成貸款審批。在這一系列操作中，房產中介、“黃牛”中介、房東、背債人以及銀行工作人員共同瓜分了銀行按揭貸款。最終，34名涉案嫌疑人被警方逮捕。

　　“職業背債”的另一處隱蔽性在于，背債中介在更換企業法定代表人或騙取銀行貸款后，并不會立即退出，還會在事后進行風控。

　　周濱解釋，操作方從背債人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進行風控，即替背債人償還銀行貸款或幫助企業維持運營，以防背債人因無法承受失信和催債壓力，主動報警。從銀行獲得的貸款額度越高，后續可能承擔的法律責任就越重，因此風控時間也會更長。通常，房貸、企業貸的風控時間為一年左右，而對于涉及土地、商業街等大型項目的風控，則可能長達三到五年。

　　“三年時間，足以讓許多證據消失，比如我們的手機可能兩三年就換一次，舊手機上的通話、聊天記錄都會消失，也很難追蹤到操作方的信息，甚至背債人自己可能都會忘記背債的具體細節。”周濱說。

　　事中事后監管難

　　“職業背債”操作的隱蔽性，給事后的案件調查和定性帶來了極大難度。

　　聶成濤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分析，在“職業背債”相關案件中，獲得收益的背債人，通常不會主動報案，因為他們也是共犯。而那些被迫淪為“背債人”的受害者，維權之路則異常艱難。

　　呂來明指出，“職業閉店人”的套路與“職業背債人”騙取銀行貸款，在事后監管的難度上各有不同。對于“職業閉店人”而言，主要難點在于舉證。因為涉及“職業閉店人”的企業原本多是正常經營，像是更換法定代表人等一系列操作，看似合法合規，企業與職業閉店中介的合作也是私下協議，消費者很難找到直接證據。

　　此外，在多數金融詐騙案件中，詐騙團伙往往在事后消失無蹤，但在許多“職業閉店人”案件中，企業關閉之后，仍會有名義上的負責人出現來協調事務。今年5月，“藝術傘”突然閉店后，仍有新的負責人出面回應家長，無法退費，正在協調轉課到其他培訓機構，但此方案因“需家長額外付錢”“可轉課時有限且分散”等原因，遭到家長不滿。呂來明指出，從形式和表象看，不完全像是“失蹤跑路”，有人出面處理此事，更具有迷惑性，這恰恰是“職業閉店人”操作帶給消費者維權難的一個關鍵問題。

　　對于企業法定代表人變更是否需要加強管理，多位法律從業者都指出，事前監管只能適度，而且控制成本高。在登記環節，監管部門可以提高審查識別的關注度，比如，法定代表人年齡、身份異常等，但不能不讓企業變更，缺乏法律依據。

　　在呂來明看來，北京此次通報的“職業閉店人”首案中，關鍵環節是公安和市場監管部門聯合協同的處理，真正能查出為了逃避處理債務事宜而進行虛假變更登記的企業法定代表人、閉店操作者和“背債人”。有了這個事實基礎，市場監管部門才能做出處罰。

　　但他坦言，一般的經濟糾紛，不可能都由公安部門出面處理。只有在有明確線索的情況下，比如在閉店前進行促銷、收取消費者大筆資金后，原來的老板卷款潛逃，這些具有詐騙特征的行為，更容易定性，公安機關才能介入。“這類詐騙案件的事后調查，難度大，成本高。職業閉店人主要涉及預付費消費，關鍵問題不在于事后處理，而在于如何在事前預防。”呂來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近幾年，上海、北京等地都出臺了單用途預付卡實施條例，均明確規定，實行預付式資金的存款專項監管制度。多位專家提到，如果能夠落實資金監管，可以一定程度上遏制“職業閉店人”的行為，“因為一旦資金難以挪用，詐騙的驅動力就會消失，職業閉店人也會失去市場空間”。

　　而對于騙取房貸、企業貸的背債套路，多位受訪的法律從業者提到，對于“背債中介”的操作手法，由于其隱蔽性高，事中監管仍然是“洼地”，只能在事后監管，主要依賴于銀行在追債過程中，發現線索后來報案。

　　此外，多位受訪者強調，“職業背債人”這個源頭也需加強關注。薛方提到，對于大眾來說，背債人及其背后的黑產泛濫，還有一個原因在于缺乏征信教育。

　　周濱在短暫接觸過職業背債后，決定退出，如今，他在社交平臺上發文，希望勸阻更多人加入背債。背債中介的話術往往夸大背債的收益，對成為“黑戶”的危害避重就輕，但成為“職業背債人”，影響的不僅僅是個人征信，“限高”“限貸”只是最基本的代價。

　　北京市平谷區人民法院東高村人民法庭法官雷明華公開指出，成為“職業背債人”，不但需要承擔歸還欠款的民事責任，嚴重的將可能面臨詐騙罪，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等刑事責任。本人及家人在升學、擇業、貸款、社會評價等方面也都會受到影響。

　　周濱確實見過拿到高額報酬的“職業背債人”，有人一夜暴富，又很快將手中的財富揮霍殆盡。還有人在風控期結束前，將所有財產轉移到家人名下，成為“老賴”混吃等死。但絕大多數時候，“職業背債人”都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尤其是近幾年，背債產業更加魚龍混雜，一些中介因操作失誤導致貸款無法下發，隨后便拋棄客戶，自行逃離。更有甚者，一位女性客戶獨自前往中介所在地進行背債操作，卻遭遇黑心中介，被騙走銀行卡用于洗錢活動， “背債人”面對他們未曾預料到的結局，只能在悔恨中度過余生。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周濱、郭宏為化名)

　　《中國新聞周刊》2024年第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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