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間里的成人識字班:他們放下活計,專心認字
直播間里的“成人識字班”
巴掌大的屏幕也可以變成一塊黑板,學生是一群不識字的成年人。52歲的李紅每天要砌11個小時的墻、壘幾百塊磚,還兒子的大學貸款、給女兒攢嫁妝。但打開教成人識字的直播,她就放下活計,變成一名專心認字的“學生”。
在某短視頻平臺搜索“成人識字”,會找到上百個直播間,他們大多是個人運營賬號,有人是從幼兒教育轉行,有人從沒教過書、只有專科學歷、普通話也不太標準。在直播間,李紅找到了“同學”,他們有六七十歲的老人,也有手機“玩得很溜”的80后和90后。工地上、高速公路邊、蔬菜大棚里,在勞作間隙、在孩子入睡的片刻,他們如饑似渴地注視著同一塊“黑板”。
丁小花是在短視頻平臺最早教成人識字的主播之一。她習慣了直播間里沒有飛舞的燈牌、禮物,右上角不斷跳動的數字證明著觀眾的存在。學生們不會打字,很多人的網名只有一串數字,有的遺留著語音轉文字沒有刪掉的逗號和句號。
她教他們拼音、寫字、手機打字、各種生活常用短語,有時還要幫著解決家庭糾紛。有的學生叫她“老師”,也有人喊她“福星”“救星”。
在這個大課堂,“畢業”標準是達到“小學五六年級水平”,這意味著識字量達到近3000個。在沒有這3000字的人生中,大到做生意記賬、給孩子辦戶口、在離婚協議上簽字,小到在線購物、去KTV唱一首歌,甚至公共廁所進哪一邊,都能輕易難住這群人。
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他們僅占全國人口2.67%,許多人從沒跟工友、同事說過自己不識字的痛苦。一位50多歲的學生說,“我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我當過母親、妻子、女兒,但我從來沒有同學。”
開始學字后,李紅晚上心煩就練字,把頭燈掛在上鋪,趴在下鋪寫,寫完一本扔一本,像是扔掉了幾十年的“憋悶”。學生們都圓了不少心愿,比如第一次實現一個人坐火車、一個人去醫院掛號繳費、一個人去銀行存取款,有人感嘆,“不虧來這世上一回”。
“不認識兩個字,真是寸步難行”
直播間里夏天人最少,冬天人數則會成倍增長——農忙讓直播間里的“學生”脫不開身,工廠的生產旺季還有人要加班。孩子放暑假,他們要在家帶孩子。而到了冬天,務工的人開始返鄉,地里也沒活兒。學生來去如候鳥遷徙,每晚10點后,直播間才會熱鬧。
老師上課也不像在學校一樣規律。他們收入主要靠直播間里售賣識字書籍和線上課程,因為受眾少、盈利不高,很多“老師”干了半年就不再更新。
丁小花是仍在堅持的少數人之一。在直播間上課,丁小花總習慣性地把一句話重復三遍,聲音拖得很長。彈幕流動也慢,學生們很少冒頭,偶爾打出來的句子,也沒頭沒腦的。他們說“老師晚上好,你餃子邊”,可能因為課上正在教“絞絲旁”。
學生連麥讀拼音,經常要遲疑幾秒才敢念。有人連上麥后太緊張,一個勁兒地笑,說,“算了算了,我讀不出來,心里怦怦怦怦。”有人念第一遍,錯了,被糾正,又錯了。5分鐘過去,丁小花問,要不咱們下次再說?但學員還是怯生生地說,要讀。丁小花很少發火,會讓學生念到正確為止。
丁小花明白這種難以啟齒的感覺。她是寧夏固原人,35歲,大專學歷,西北口音濃重,總把“村”讀成“聰”,“風”讀成“分”。
丁小花的父母都不識字,往上數三代也不識字,她是家族里學歷最高的人。她在銀川干會計,3年前,她辭去工作回家帶孩子,時間變得寬裕。和遠在固原的父母聊天多了,她開始想教他們識字。
小時候,她見過父母去醫院,掛號、拿藥不知道怎么走,問保安,保安對他們吼,“你沒長眼啊!”丁小花心里難受。近兩年有了智能手機,父母只會打電話,不小心點錯彈窗廣告,他們不會關,手機一整天就擱著,等她弟弟回來關。
想到老家和父母一樣的人有很多,大家一起學會更有勁頭,她打開直播講識字,同城的人都可以聽。一開始只教單個字詞,包括車站、銀行和醫院相關的日常用語。后來,全國各地的學生不斷涌入直播間,她才開始系統教授拼音和大寫字母。
學員未能受教育的原因很多,有些人來自偏遠貧困地區,家里孩子多,沒錢上學。有些人是孤兒或事實孤兒,寄養在親戚家。有些人身患殘疾,生活無法自理。其中大部分人的年齡集中在40歲到70歲之間,也有少部分90后和00后。
他們習慣了沉默,在被同事罵“腦子笨”的時候沉默,在被伴侶罵“廢物”的時候沉默。在短視頻平臺刷視頻、看直播,大部分人因為不會打字,從沒發過評論。
但他們會靠圖標辨認手機軟件,上網則靠語音或者家人的幫助輸入文字。網名會泄露出心底的秘密。一個學員叫“想家的女人”,42歲,從來沒有一個人回過娘家。娘家離自己只有100多公里,但她不認識地名,怕坐錯大巴。
有位網名叫“紫菱”的腦癱患者也是學生之一,她喜歡看偶像劇,喜歡《一簾幽夢》里“紫菱”的大膽和活潑。她從小就自己悶在家,有一肚子的話無處說。被母親推著遛彎兒,認識了街頭賣藝的殘疾人朋友,加了QQ,但不認識人家打的字。
許多人的隱私需求很難說出口。90后王美玉倔強地度過了自己的少女時期:想買牛奶味的沐浴露,不問導購,自己打開瓶蓋湊上去聞;化妝水只買透明瓶子,不會和乳液搞混;衛生巾分不清日用還是夜用,買錯了不少,別人問起,就說是囤貨。
自己撐不住的時候,只能求人。上銀行取錢、存錢,王美玉會找人一起去,但專找同村的,萬一人家偷錢跑了,也知道他家在哪。
她母親從小就說,“學不學(字)都一樣,早晚要嫁人”。但王美玉不愿一輩子被困在農村,剛進入21世紀,14歲的她離開家,跟著農民工大潮南下。第一次跟著同村的朋友打工,下火車、進工廠、3個月后坐火車離開,她至今都不知道那個地方的名字。
之后她輾轉于各種工廠,發現“勤”補不了不識字的“拙”。在服裝廠,把做完的工序記下來才有錢拿,王美玉不會寫,總是做得多、拿錢少。拆解服裝時,別人很快就能照著圖紙找到對應的部位,她要用手扒半天樣品,才能記住結構。
同齡人中不識字的很少,工友們總說,王美玉是因為“不乖”“不聽話”才沒上學,一條流水線的人都躲著她,生怕被她拖了后腿。王美玉自此學會了喝酒,抽煙,一個人坐在女工宿舍的角落,把心事都繡進十字繡。
近五六年,識字的渴望在她心底逐漸膨脹。寫滿字的屏幕出現在商店、醫院、銀行、車站,她越來越難隱藏自己的軟肋。她因為態度認真,曾有望被提拔為抽檢,只用坐在空調屋里,用電腦記錄產品數據,但她不會用電腦。
很多學生都有同感,一位50多歲的學生回憶自己小時候,路上“摩托車都很少”,沒什么路牌,出門看路都是“走著問著”。現在人人都用手機導航,“不認識兩個字,真是寸步難行”。
“我年齡這么大,還能學會嗎?”
很多“大齡學生”的學習目標不高,能記賬做生意、學開車拉貨,能考技能證書、進更大的工廠上班,就夠了。
但聽同樣的課程,有人半個月就能學會漢字結構,有人學了一年還在單韻母“aoe”里打轉。程杰在私立學前班教了10年孩子,她認為,教成人比教小孩費勁太多。“小孩是一張白紙,你一揮手、一張嘴,他們就跟著你讀。在直播間這些成年人,他們有自己的主意,有自己的想法。”
一些成年人的發音習慣已經根深蒂固。有的學生“ne”和“le”讀不清,老師會讓學生張大嘴,拍個視頻發過來,看看他們舌頭頂住的到底是前門牙還是上顎。
更難扭轉的是一些人的自卑心理。第一次進直播間的人總問,“老師,我年齡這么大,還能學會嗎?”一遇到困難,過去幾十年“低人一等”的痛苦就會涌上心頭,“他們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笨的人”。
為了幫助他們理解課程,程杰努力貼近生活。用“度”組詞,她解釋“濃度”,“就是你們打農藥時候管子里的藥”。講“浮”的右半邊結構,她提問,“爪子下面有孩子,農村常見的,想起來了嗎?孵蛋嘛。” 讀單韻母“u”,她教他們嘴型,“你家孩子生氣時嘴巴怎么噘,你就怎么噘。”
這些“大齡學生”沒有家長,老師要提供“保姆式”服務。有時手機點錯了,或者平臺卡頓,學生馬上電話打過來,“我找不著你了老師!”“你課沒了老師!”
學生想購買可以回看的在線課程,老師要從打開軟件開始教,告訴他們“購買”圖標的顏色、位置。購買課程后,老師想寄書,學生不知道如何寫地址,有人直接發來身份證照片,有人則跑到家門口拍門牌號和路牌。
很多學生見慣了冷漠的目光,這是第一次被耐心對待。在直播間雙擊屏幕,就能點亮紅心,增加主播的曝光度。學生們為了幫程杰增加人氣,自發想出了不少順口溜,沒事就在直播間發語音宣傳:“萬水千山總是情,點點愛心行不行”“紅心走一走,活到九十九;紅心飄一飄,知識長高高”。
43歲的程杰常被六七十歲的大姐親切地稱為“小老師”,她收到過新疆的葡萄干、山東的蘋果、寧夏的枸杞。有主播甚至收到過一面錦旗。丁小花的學生碰見育兒難題、創業辦手續,都會先咨詢她的意見。
直播間也是學生們傾訴喜悅和悲傷的樹洞。一位名叫“火狼女”的學員和程杰連麥,說自己孩子收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程杰高興壞了,“給咱們的火狼女大公子刷鮮花,師范大學呢,真出息!”彈幕活躍起來,一排排鮮花、愛心傳遞著無聲的祝賀。
一位學員訴苦,說自己從不知道老公收入多少,另一位學員忍不住發了一條不太通順的彈幕,教她在家里要掌握財政大權,“我要的是老爺們兒掙的錢你不會存。那可咋整啊。這一輩子摸不著錢,太遺憾。”
“真正的獨立”
學員在直播間連麥讀書,老師們有時能聽到,電話那頭傳來子女、配偶的冷嘲熱諷,“凈干這沒用的”“要是你能學會,我把姓改了”。一位學生曾經想要退錢,因為她的丈夫反對她學習,砸了她的手機,撕了她的書。她只能躲在被窩里偷著學。
有人擔心手機被家人看見,提議把“成人不識字群”改成“歡樂群”。有人在自家店鋪的柜臺看書,會在來客人時藏起書本。
程杰常對受挫的學員說,“你更應該改變,家人不支持,說明你沒有地位。為什么沒有地位?因為你不識字,什么都做不了。愛是相互的,哪有單方給愛,一輩子不求回報的?” 她推薦學生們讓家屬幫忙分擔一些家務。
老師們發現,這些不識字的學生中女性占大多數。據《中國統計年鑒(2021版)》統計,中國文盲群體中女性占75%。
她們在前半生里,支持丈夫的工作、一心拉扯孩子。有人總疑心丈夫跟別的女人在微信上聊天,但她看不懂。丈夫也不防著她,手機就撂在她面前。
“已經適應了犧牲。”主播劉嘉見過一個女人,報名時在電話里聲淚俱下,說老公看不起她、娘家人不理她,每花一分錢都要看別人臉色。劉嘉覺得她一定會使勁學,但跟老公和好后,她就不學了,“她有拐棍,學習就沒必要了。”
在教這些女人識字的過程中,劉嘉不斷看見母親和奶奶的影子。奶奶出生于民國,裹小腳、不識字,為了等一個出身書香門第的人,堅持不嫁人,30歲才嫁給劉嘉的爺爺當填房。嫁過去十多年,爺爺去世,奶奶一個人拉扯4個兒子,培養出3個大學生。
但奶奶始終沒有自己的名字,別人都叫她“老董家的妮兒”。奶奶總喜歡讓上小學的劉嘉給自己起名、教自己識字,見到喜歡的字,就加在名字里。
劉嘉的母親更是“圍著家轉”。劉嘉和哥哥小時候從來不帶鑰匙,因為不管什么時候推開家門,母親都在。冬天的黑龍江,全家人不用怎么買衣服,母親會整整齊齊織一套圍脖、帽子、手套,做好棉鞋、棉衣棉褲。
只有在和父親吵架時,母親才會說出心里話。劉嘉記得有一次母親流著淚說,“我就是沒有文化,我要是有文化,我就走了!”母親因為不認識字,每次想回娘家,都是忍著。
讓一雙兒女有文化,成了母親最大的心愿。劉嘉記得,母親不懂作業,不管自己字寫成什么樣,母親都夸好看;只要看見紅色的對號,母親就會開心。她從來不讓劉嘉插手家務,就算劉嘉說作業寫完了,母親仍會條件反射般重復,“放學了要寫作業啊”。
劉嘉的哥哥初中輟學那天,這個身體硬朗的女人罕見地病了一個月。
但母親從沒把這種執著放在自己身上。開始直播教學后,劉嘉曾經問過母親,愿不愿意學識字。母親拒絕了,她的依靠先是丈夫,后是兒子,現在是剛上大學的孫女,劉嘉覺得,她已無法扔掉“拐棍”。“她永遠能找到拐棍”。
為了幫助她們重拾對學習的熱情,程杰給這些只認識柴米油鹽的中年女人講“三代人培養一個狀元”,告訴她們,教育如何帶來視野的改變。她講自己為了孩子的教育,如何帶著孩子一個人從村里跑出來,跑到北京,一待就是15年。
程杰也會講女性如何緊跟社會步伐。比如講“將”,她知道很多人通過收音機聽過《楊家將》,就使勁夸穆桂英,“這是我們女人的驕傲,咱們也要有做‘厲害角色’的思想。”
這些學生中也不乏“厲害角色”。在別人眼里,52歲的孫鳳雖然不識字,但絕對算“獨立”。
她開一間三層樓的推拿館,帶著十幾個店員,20多歲就一個人養活兩個兒子。平時她喜歡在直播間和人聊天,妝容精致、假睫毛硬挺,亮晶晶的美甲兩厘米長。她總大罵那些叫她“老女人”的網友,罵完大口喝1升裝的冰紅茶。
但在盔甲之下,孫鳳渴望的是“真正的獨立”“不費力氣的獨立”。她生于甘肅農村,家里窮,奶奶不讓丫頭上學,她從小干力氣活,從山坡上拉煤、去磚廠澆水泥板。17歲碰上男友,跟著他到新疆“淘金”,沒想到男友賭博、家暴,花光了他們所有積蓄。
她要強,帶著孩子離開男友后,從沒跟親戚朋友借過一分錢。最窮的時候,兜里只有5毛錢,揣了整整一周。因為沒文化,她連銀行都不信任,把賺來的錢塞進爛鞋、藏在床底。
她在足浴店工作,每天和幾十雙腳較勁。足浴店女人多,是非也多,她很少參與吵架。但如果有人故意挑釁,她會抓著她的腦袋往桌上磕。
她總有解決問題的辦法。她自己開店后,她帶著在足浴店認識了十幾年的朋友,幫她算賬、辦營業執照、簽合同。她認識“男”和“女”,認識數字,按照“女1”“男1”的格式存顧客的號碼。每個月給員工發工資,她帶著上初中的兒子去銀行取錢、存錢。
但當兒子長大成家,她才發現自己處處欠人情。“我不可能讓兒子永遠跟著我,或者求著朋友跟著我。”跟著直播學了一年多字,她第一次一個人坐飛機回了趟甘肅老家。走下飛機的時候,她生平第一次感覺心里“有了底氣”。
“變才是命運”
沒人能說清楚達到什么標準算“畢業”,丁小花覺得是掌握所有生活常用字,程杰覺得是能自己通過網絡搜索查生字、解決問題,“萬事不求人”。劉嘉則希望他們能實現正常書寫和獨立閱讀,雖然10個學生里,只有兩三個能閱讀完整的段落。
他們日常接觸的文字很少,閱讀能幫他們復習鞏固。所以除了識字和拼音課,她還開設了閱讀班,帶著學生們讀小學課文。學生們都喜歡讀《教螞蟻認字》,斷句磕磕絆絆:
“螞蟻/王國/的公民/都很/勤勞,可是/不識字,是/文盲。螞蟻/國王/十分苦惱。沒有/文化知識,就會/被/別人/瞧不起,還會/遭到/別人/的欺負呀。”
一位54歲的農民,白天在蔬菜大棚里忙碌,晚上睡前一定要讀書,出聲地讀。為此,她專門買了一個大燈泡,一把放大鏡,每天晚上給孫子洗完澡,坐在紗賬里,抑揚頓挫地讀《夏夜多美》。
對于那些生活早已“定型”的人來說,識字就是為了圓夢。一位60多歲的學生,從沒走出過家外5里地。為了能一個人趕集,她把筆和紙條帶在身上,在田間地頭寫,在廚房里寫,在洗衣服時寫。鼓起勇氣自己出門的那天,她第一次敢抬頭,把一條街的牌匾看了個遍。
一位72歲的學生,剛開始拿筆都哆嗦,“硬劃拉都劃不上去”,現在因為字好看、作業認真、時間也充足,在微信群里當班長,加了20多個人的微信。她想起50年前在生產隊當副隊長,因為無法傳遞傳達會議紀要被免,現在,她覺得自己是“有用的人”。
在“打字練習群”,學員們會分享自己喜歡的句子。一位70多歲的女學員發來一段摘抄,“慢品人生細品茶,夕陽路上度年華。每日開心悠閑過,留著健康看晚霞”。有學員喜歡抄歌詞,“看歲月晃悠悠,不緊不慢拉著我走,孤獨把我騙到路口”。
程杰看了,激動地在群里發語音,“誰說我們不行,你們都是被埋在土里的明珠。”
很多人已經把課看了好幾遍,仍沒放棄每天學習、練字。王美玉在風扇廠工作,一天打幾千個螺絲,風扇在頭頂嗡鳴,汗流浹背。她在腦中一筆一畫回憶新字,心就變得很靜。每天晚上9點下班,她一回家就學新字,不學完不睡覺。
她喜歡把之前的作業和現在的放在一起,拍給男朋友。原來一行字高高低低、有大有小,一個字散成好幾部分,“特凌亂”。現在,她寫的字聽話地躺在格子中央,干凈,整齊。每次出門,她喜歡讓男友把電動車速度放慢,一個個念出路邊的店名。
52歲的建筑工人李紅在短視頻平臺發路邊的野花、廢棄的工地、荒蕪的田壟,但沒有旁白,沒有音樂。現在這些視頻都有了標題,以及她簡短的評價。
原來她怕打擾女兒工作,一星期才打一次電話。現在最開心的事兒,是每天早中晚給閨女發信息,“你吃飯了沒?”
學生們總不好意思地說,自己學字后,變得“話多”。腦癱學生“紫菱”,在班里沒人知道她身體殘疾,同學們都夸她“學得真好”。她把一肚子的話敲進朋友圈,包括出門做核酸、逛超市、失眠等小事兒,一天“刷屏”好幾條。
一位45歲的男學員跟著老板去飯局,他只是悶著頭喝酒,“都在酒里了”。他技術好、受老板器重,同事不服氣,拿他“沒文化”這件事下酒。以前他總默不作聲,現在他也學會了巧妙應對,“要不是我沒讀書,你還趕不上我呢。”
開推拿館的女強人孫鳳說,自己脾氣也沒那么沖了,“知道點到為止”。之前有些熟悉的頭像總出現,她不會讀名字,只能說,“你來了,謝謝你哦”。現在她能叫出他們的名字,語氣不自覺也柔和了。
她好像終于能把心里的苦傾倒出來了。回顧自己的人生,孫鳳寫了一句話,當作短視頻賬號的個人簡介,“真的很累嗎?累就對了,苦才是人生,忍才是歷練,變才是命運”。
(應受訪者要求,除丁小花、程杰外,其余均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焦晶嫻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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