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巴黎10月30日電 題：沙畹為何被譽為“全才”漢學家？

　　——專訪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明學院教授、中國研究系主任汲喆

　　中新社記者 李洋

　　法國著名漢學家沙畹(Édouard Chavannes)是世界上最早整理研究敦煌與新疆文物的學者之一，被視為法國敦煌學研究的先驅者，在西方漢學界扮演承前啟后的重要角色。中法建交60周年之際，梳理和評價沙畹的學術成果和貢獻，具有重要意義。

　　近日，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明學院教授、中國研究系主任汲喆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詳細介紹沙畹研究的相關成果和最新進展。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法國漢學界對沙畹的研究日漸深入，您怎么看待這一趨勢？

　　汲喆：法國漢學界最近嘗試對歷史上一些漢學家進行重新認識和評價，其中不僅有沙畹，也包括葛蘭言(Marcel Granet)、伯希和(Paul Pelliot)、墨司它(Édouard Mestre)等人。法國漢學界有非常深厚的歷史傳統，很多學者都能通過某個傳承脈絡上溯到沙畹，因此在討論漢學史時追溯其根源也是自然而然的。

　　沙畹被馬伯樂譽為“全才”漢學家，在諸多領域卓有建樹。但隨著時間流逝，沙畹學術工作中涉及的某些主題難免會被遺忘，而學術的發展也必然會加深和豐富對一些經典議題的理解。因此，國際漢學界的很多師友，包括一些中國學者，都希望系統性回顧現代漢學發軔的關鍵時期，重新審視早期漢學家關注的根本問題。這能為當今學者在更宏觀的歷史維度上確認研究主題的價值和研究策略的有效性提供重要參考。

　　10月14日至15日，法國國家圖書館和法蘭西公學高等漢學研究所聯合舉辦的“沙畹與法國現代漢學”學術研討會，借高等漢學研究所成立百年之機，重申沙畹在學術史上的地位。與會學者重新解讀了沙畹的《泰山》《史記導言》等重要作品，回顧了沙畹對中國藝術與道德風尚的論述，我和一些學者也嘗試把沙畹放在當時人文社會科學發展歷史背景中，分析他與同時代學者特別是非漢學學者的對話。

　　中新社記者：您提及通過沙畹重新審視早期漢學家所關注的根本問題，這一“根本問題”是什么？

　　汲喆：現代漢學發軔前，有一段以西方傳教士為主要推動力量的“前現代”漢學時期。傳教士的研究帶有強烈宗教意圖，對中國現象和素材的選擇分析有特定立場。例如，傳教士對中文佛教文本幾乎完全忽視。但19世紀初法蘭西公學院第一任漢學教授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敏銳地注意到中文佛教文本的史學價值，并將漢傳佛教放在中印跨文明對話的主題中研究。可以看出，學術漢學與傳教士漢學的觀察視角有本質不同，可以說他們對何為“中國”有不同認知。

　　法蘭西公學的漢學講席于1814年與梵文講席同時設立，標志著學術漢學制度化的開端。1893年，沙畹擔任第四任漢學教授，在其努力下，漢學研究在西方逐步成為一個學科健全、主題豐富的研究領域，與埃及學、印度學等諸大文明研究相頡頏。19世紀法國漢學的興起，與現代西方歷史觀、世界觀的發展密切相關。從那時起，西方學界開始嘗試通過理性建立一種人類文明的總體觀，而中華文明是其中重要內容。如果說漢學有一個根本問題，那就是中華文明的獨特性與人類文明的普遍性在不同時空和主題上所展現的復雜關系。

　　中新社記者：如何評價沙畹在西方漢學界的地位？

　　汲喆：比較準確地講，沙畹是現代漢學的奠基人。法蘭西公學漢學講席的設立，標志著學術漢學的制度化。但沙畹之前的三任教授，從雷慕沙到儒蓮(Stanislas Julien)，再到德理文侯爵(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ys)，他們對漢學都缺乏系統籌劃，且主要從語言和文學入手。沙畹則與前代學者完全不同。第一，他將漢學與當時熱門的埃及學、亞述學等量齊觀，指出應從全面考察文明多樣性的角度提升中國研究的地位，明確了漢學的學術抱負，塑造了漢學的自我意識。第二，他從新興的語言學、考古學、社會學、民族學等學科中汲取養料，并將之運用于中國研究，在分析和詮釋方法上也為后人提供了基本范式，使漢學從史語之學成長為一門融攝諸多學科的全科之學。第三，他是法國第一代將文本研究和田野工作結合的漢學家，兩次到中國學習考察，自他之后，田野工作成為漢學家必不可少的學習內容和科研經驗。第四，沙畹通古知今，除金石學和文獻學等領域外，他對當時的中國社會也有深刻觀察和分析，他的一些時評和演講拓寬了傳統漢學的意涵，將有關中國的知識引入西方公共領域，這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中新社記者：您最近在推動翻譯沙畹的著作，有何出版計劃？

　　汲喆：在商務印書館支持下，我主持了“法國漢學經典譯叢”，旨在系統翻譯、介紹沙畹以降法國已逝漢學家的重要作品，譯者和校者都是相關領域學有專長的學者，每本譯著都附有一篇研究性的導言。

　　已刊出的第一卷是由趙丙祥教授翻譯的葛蘭言的名著《中國古代的節慶與歌謠》。我們最近推出了沙畹的經典著作《泰山》。這本書雖然經常被學術界提起，但因長期以來沒有被譯成中文或英文，國內很多學者只能通過二手資料間接了解。該譯本我有幸邀請到秦國帥博士和雷陽博士這兩位宗教史學者承擔翻譯工作，并請諳熟《泰山》文獻的周郢教授做了全面校訂，特別是對沙畹的引注做了細致勘核與補充。全書的整個譯校過程耗時十年之久。

　　我們還將出版沙畹的遺著《投龍》。“投龍”是中國古代特殊的道教儀式，現已發現很多考古實物。沙畹是最早注意到“投龍”現象的漢學家。目前該書譯稿已經完成，譯者為巫能昌博士，不久即會面世。

　　《泰山》和《投龍》均涉及中國古代官方祭祀，且與“山水”密切相關，集中體現了沙畹對中國古代神圣地理學的開創性貢獻，不僅適于對漢學感興趣的讀者，宗教史、山岳史、古典民俗美術等相關領域的讀者也可作參考。

　　此外，沙畹《史記》研究和他的時評、書評選集也將會陸續翻譯出版。

　　中新社記者：沙畹非常重視的一項漢學研究是《史記》的翻譯，沙畹翻譯的《史記》有何特點？他的中國史觀是怎樣的？

　　汲喆：1889年至1893年第一次來華期間，沙畹就已完成對《史記》全文的初譯，手稿現存于法國國立吉美亞洲藝術博物館。為翻譯《史記》，他對相關版本、注疏都下過大量功夫。沙畹生前陸續出版了《史記》法譯本的前五卷。在他去世五十年后，又由康德謨(Maxime Kaltenmark)在1969年整理出版了沙畹基本校改完成的《史記》第六卷。第六卷之后的譯稿，沙畹生前沒來得及修訂，也就未再出版，現在的《史記》法譯本是由當代法國漢學家班文干(Jacques Pimpaneau)補足的。

　　沙畹對史記翻譯的切入點與眾不同。他并不是首位翻譯史記的西方人。在他之前，奧地利漢學家費之邁(August Pfizmaier)在《史記》的“世家”“列傳”中選出34篇內容譯成德文。但無論是早期費之邁的譯文或其他人的零星摘譯，還是沙畹之后的諸多西文選譯，都把人物傳記當作重點，強調《史記》的文學貢獻。唯有沙畹眼光獨到，從《史記》中首先選譯《封禪書》，并由此發展出后來的泰山研究。正如歷史學家張廣達先生所言，沙畹初入漢學之門便直取《封禪書》，從政教關系角度探索古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這是非常高明的做法。總體來看，沙畹的《史記》研究首先關注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對他而言，《史記》既是史學文獻，也是政治學文獻。

　　此外，沙畹還考察了司馬遷的家世和寫作風格，跳出文本本身，開創了對中國史學史的研究。他注意到司馬遷兼有史家和星占家的雙重角色，討論了其在兩種角色之間的平衡。他也指出，司馬遷略去盤古與三皇，擺脫了神話史觀。沙畹欣賞司馬遷的博學與質樸，稱贊他的著作因其主題的偉大而偉大。他認為，與希臘、羅馬那些以文勝質的史學家相比，司馬遷對史學素材原真性的尊重更能滿足今人在智識上的渴求。不妨說，沙畹是司馬遷兩千年后在西方的知音。(完)

　　受訪者簡介：

　　汲喆，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明學院社會學教授、圣嚴近現代漢傳佛教講座教授、中國研究系主任，兼任法國多學科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學社會學系求是講席教授。2007年于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獲社會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佛教與社會變遷、宗教社會學理論和法國漢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