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0月29日電 題：全球能源轉型，中國發揮何種作用？

　　——訪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鄒驥

　　作者 王夢瑤

　　去年在阿聯酋迪拜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八次締約方大會(COP28)，完成了《巴黎協定》下的首次全球盤點，向國際社會發出團結合作應對氣候變化的強烈信號。但全球綠色轉型仍然面臨挑戰。

　　今年11月，COP29將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各國將就進一步推動全球綠色轉型尋求共識。在當前全球不確定性增加的背景下，能源轉型是否面臨安全顧慮上升的挑戰？中國在全球能源轉型中發揮怎樣的作用？近日，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鄒驥就上述問題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當前全球形勢不確定性增加，綠色轉型面臨壓力和挑戰。能源轉型會否增加能源安全風險？

　　鄒驥：首先需要辨別對“安全”的關注是真命題還是假命題，特別是當它與綠色轉型和能源轉型對立時。我會用非常簡單的方式回答：這是假命題。

　　目前，油氣等化石能源并不能代表“安全”，特別是在地緣政治背景下，化石能源進口面臨種種不確定因素。對中國和大多數國家而言，可再生能源是可以使用的最安全的能源。雖然在建立初期，可再生能源體系面臨眾多挑戰，但一旦建立成型，路會越走越寬闊，因為太陽能、風能都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所以，向可再生能源轉型，正是為了解決安全問題。

　　在談論安全觀時，我們認為出于安全考慮需要迅速推進可再生能源發展，以降低化石能源的不安全因素。目前已經可以看到這樣的前景，并且具有一定現實基礎。能源轉型和能源安全并不對立，可再生能源體系建成越快，就能越早實現能源安全。

　　中新社記者：中國在世界能源轉型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近年來中國扮演的角色是否發生變化？

　　鄒驥：中國于1992年參與締結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當時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不到1000美元，尚屬中低收入國家。當時的中國，還沒有大量建設重要基礎設施，需要發展，也就需要擁有排放權。

　　2019年，中國人均GDP已經突破10000美元，人均GDP增長意味著中國的經濟發展階段已經完全不同。發展需要的基礎設施日趨完善，經濟增長的動能和支柱產業發生變化。未來，中國將主要依賴戰略性新興產業，如新能源汽車、生物制藥、芯片、大數據和云計算等支持經濟發展。中國居民的收入增加正逐漸與排放脫鉤，能源彈性和碳彈性都在下降。如今我們希望享受更好的環境，進而也更加關注全球環境和氣候問題。

　　當前，世界范圍內以新能源為標志的新一輪技術和產業革命正在發生。過去十年間，中國光伏成本降低了約80%，為中國和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和能源轉型提供了良好的技術支撐，中國在全球綠色轉型上的地位和作用已經逐步凸顯。今天中國在世界能源轉型中的引領作用已非空談，而是有企業、技術、成本，和已經實現幾萬億元人民幣級別固定資產投資支撐的現實。

　　中新社記者：在全球綠色轉型中，中國還能在哪些方面作出進一步切實貢獻？

　　鄒驥：截至今年7月，中國風光裝機合計達到12.06億千瓦，提前6年實現既定目標。中國正在全球能源轉型中發揮實質性推動作用，且應更積極地向前發展。

　　“小院高墻”和破壞遏制不是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反而是應當合作解決日益迫切的全球氣候問題。中國擁有不斷發展的綠色產業，是綠色轉型有力的踐行者和實施者，有責任和能力為全球范圍內的綠色轉型作出更大貢獻。

　　中新社記者：未來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還有哪些合作與討論空間？中國在其中可以發揮何種作用？

　　鄒驥：根據國際能源署(IEA)報告，2023年，中國可再生能源新增裝機容量超過全球的一半。除中國外，世界其他國家需在2030年前的剩余時間內，將年均增速提高36%才能實現設定目標。報告指出，即使所有國家都全面落實當前目標，世界距離到2030年，將全球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增加至11000吉瓦以上的目標仍差30%。

　　氣候問題如此嚴峻，我們必須采取積極行動，加速相關領域發展。氣候雄心不能是空中樓閣，而應建立在可行的實施基礎之上。中國的光伏、風能、電動汽車等產業發展迅速，奠定了全球綠色轉型的產業基礎。

　　中國有信心，也具備條件來實現氣候目標，可以更加積極主動地為此作出貢獻，依據科學技術原理，遵循市場邏輯，倡導可持續發展倫理價值，將自身利益與全球利益相融合。同時，應對氣候變化也需要世界各國的共同努力，各國需加強合作，共同推動《巴黎協定》進程。(完)

　　受訪者簡介：

　　鄒驥，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在經濟發展、能源、環境與氣候變化戰略與政策綜合決策相關領域深耕多年，曾擔任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副主任，并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參與聯合國氣候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