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呼和浩特11月30日電 題：紅山文化為何頻現龍文物？

　　——專訪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郭明

　　中新社記者 李愛平

　　1906年，日本考古學家鳥居龍藏曾在中國紅山地區發現大量文物標本，并發表文章向世界傳遞該地區的史前文化信息；1919年法國人桑志華(Emile Licent)、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亦踏足紅山，并撰寫文章；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在遼寧沙鍋屯洞穴發掘發現的彩陶器，被確認為屬于紅山文化及稍晚的小河沿文化，使得紅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一道，成為中國最早被考古工作者揭示出來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

　　考古專家認為，近期在內蒙古元寶山積石冢進行的考古工作，側面證實了紅山文化與中華文明之間聯系的緊密性。積石冢內大墓出土的玉龍，是目前考古發掘出土中體量最大的一件；一次性出土百余件紅山文化玉器，基本涵蓋了紅山文化玉器的大部分類型，填補了內蒙古地區考古出土玉器研究的空白。

　　紅山文化為何頻頻出現與龍有關的文物？龍對中國人具有什么樣的意義？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郭明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作出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何為“紅山文化”？紅山文化中蘊含怎樣的龍文化？

　　郭明：紅山文化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重要的考古學文化，遺址主要分布在內蒙古自治區東南部、遼寧省西部和河北省北部區域，延續發展了1600年至1700年。紅山文化在繼承本地區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吸納融合了其他地區的文化元素，實現了紅山文化的連續、創新、繁榮、發展。

　　龍是誕生于北方地區的想象生物，在紅山文化時期被賦予明確的文化內涵。自此，“龍文化”逐漸形成。這種兼具不同生物特征的混合型生物形象，其發展與變化應當是多種文化元素不斷融合發展的縮影。龍對中國人具有特別的意義，“龍的傳人”是中國人的另外一種自稱，很多代表美好寓意與期許的詞語也多與龍相關。在紅山文化時期，龍開始以玉器為載體加以表現，而這類玉器也是分布面積近30萬平方公里的紅山文化分布區內造型變化最小、構成最為一致的一類玉器。紅山文化中的龍是中國文化的重要標志之一，也是紅山社會的顯著特征。集中體現了中華文明包容與融合發展，多元一體的特性。

　　中新社記者：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玉龍和近期出土的玉豬龍有怎樣的史學價值？

　　郭明：目前內蒙古地區出土的玉龍，根據造型差異可分為C形龍和玦形龍兩種。前者個體較大、造型較為纖細；后者器形較為厚重，新近元寶山積石冢出土的玉龍即屬于玦形龍。C形龍的形象可向前追溯至趙寶溝文化時期，這也是紅山文化的形成與發展繼承區域文化傳統的一個例證；玦形龍則是紅山文化廣泛區域內發現的基本造型特征最為一致的一類器物，在后世的墓葬中有所發現，是紅山文化所創造的文化因素不斷延續發展的重要見證。

　　龍是紅山文化時期統一社會信仰與秩序的重要標志，而玉禮器是紅山文化禮制的重要載體。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紅山文化的玉器造型變化多樣，以仿生造型器物為主，這是因為紅山文化正處于社會整合發展的初級階段，其重點是將區域內流行的多種造型的玉器(信仰)整合成為一個體系，因此特征較為多樣，規律性并不明顯。而玉龍作為玉禮器之一，則是紅山文化繁復玉禮制的縮影和簡化，其在紅山文化區內的普遍出現則是玉禮制被廣泛接受的象征。

　　“龍”的造型是不同種類生物的組合，后世的“龍”雖然其總體仍以蜷曲的身體為主要特征，卻融合了更多生物的特征要素，是社會和文化不斷融合發展的物質表征。紅山文化的“龍”也是認識紅山文化時期社會由多元向一體融合發展的重要內容。

　　中新社記者：紅山文化出土的有關龍的文物，對于中華文明有何特殊含義？

　　郭明：中國人自稱“龍的傳人”，與龍相關的詞匯也通常與對未來的美好期望密切相關，這些都表明龍及其背后所體現的文化屬性在中國文化中具有重要意義。

　　從具體的形象來看，中國的龍是選取多種生物不同部位的形象組合而成的一類虛幻的生物，是中華文明包容性和統一性的集中體現，紅山文化時期龍的形象相對簡單，卻也顯示出了明顯的“復合”生物的屬性。不同來源特征組合而成的龍也是紅山文化復雜玉禮制的簡化，因此也是紅山文化中重要的玉禮器，其在紅山文化乃至其他文化區域內的流傳是紅山文化禮制被廣為接受的重要標志。

　　龍形象從簡單到復雜的連續變化，是中華五千多年不間斷文化傳統的一種體現。對于中華文明起源的探索而言，玉龍的發現也提示著制度和社會信仰在社會共同體的構建過程中的重要意義，除了對物質文明的認識之外，對制度文明(禮制文明)的認識將為全面認識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認識中華文明突出特性提供更為豐富的信息。(完)

　　受訪者簡介：

　　郭明，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2003年入職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現為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從事紅山文化與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發表紅山文化系列研究文章20余篇，出版學術專著《牛河梁遺址紅山文化晚期社會的構成》《紅山——中國文化的直根系》2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