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17日電 中共十六大期間，代表們對于反腐敗問題最集中的主張，便是構建嚴密的制度體系，對腐敗行為嚴懲不貸。今天的檢察日報就此發表署名許道敏的文章，指出中國的反腐敗機制要從權力反腐敗到制度反腐敗。
中共十六大代表劉麗英概括了當前腐敗現象的8個特征，如腐敗分子結成利益同盟，集政治蛻變、經濟貪婪、生活腐化于一身，窩串案比較嚴重等。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主要還是現實和客觀條件所決定的。從世界范圍看，中國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腐敗狀況有一定的共性，這恐怕與中國和這些國家同屬于“混合型體制”有關。
目前，混合型體制有三種類型：一是現代政治體制和傳統經濟體制并存，如印度等；二是傳統政治體制和現代經濟體制并存，如泰國等；三是在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上都處于傳統和現代并存交替之中，如中國。
混合型體制的明顯缺陷是政治管理機制與經濟運行方式缺乏高度的和諧，利益關系不能得到圓滑的調節，權力與金錢發生交易的機會相對較多。在這種體制下，建立嚴密的制度監控權力運行方式，使掌權者無法貪贓自肥，更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制度反腐敗的命題由此而生。
在中國，這方面的制度建設已取得了明顯成效，如公開與監督制度、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推進政府采購等。當然，有的地方也亟待改進，當前需要克服的，便是權力反腐敗的認識誤區。
文章指出，權力反腐敗是與制度反腐敗相對立的一種傾向。這種傾向在預防腐敗和制裁腐敗兩個方面的表現都是比較明顯的。在懲治腐敗方面，個人權力對職務犯罪案件的查辦仍然經常性地發揮關鍵作用。權力反腐敗的傾向，突出表現在個別地方主要領導批辦案件上。
法律的嚴格執行本身就是制度化的過程。法制本來應該是統一的，一個人犯了罪，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在一些地方，法律監督的權力卻地方化、部門化、個人化，哪些案件依法懲治，哪些案件運用非刑罰的方法處理，隨機性較大，并非嚴格按照法定標準執行。正是因為這種隨機性，職務犯罪與刑罰之間沒有形成固定的因果鎖鏈，犯罪的風險和成本大大降低，促成了一些貪污賄賂犯罪分子鋌而走險。
對于職務犯罪從發生到刑罰制裁的整個流程，有人用7個“未必”來概括：受賄了未必被發現，發現了未必就立案，立案了未必能查清，查清了未必就起訴，起訴了未必能判刑，判刑的未必判實刑，判了實刑也未必真正執行。每一個“未必”的出現，幾乎都是個人權力干涉的結果。
意大利刑法學家貝卡里亞認為“重要的不是嚴刑峻罰，而是使一切案件真相大白”。如果像一些西方學者所說，真正使腐敗成為高風險的作業，膽敢以身試法的想必不會太多。但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實現有罪必罰的制度保障。把反腐敗成功的希望寄托于個人的權力是不現實的，也是極其危險的，面對反腐敗斗爭的嚴峻形勢，在實施依法治國方略的背景下，腐敗行為要得到根本遏制，必須推進制度化的進程，消除人為因素，使一切腐敗犯罪都能及時曝光，使刑罰成為一切職務犯罪的必然結果。
文章認為，從源頭上預防和解決腐敗問題，實質上就是制度反腐敗問題。這就要求我們應以“人性本利”及“失去自制和他律的權力必然趨向腐敗”的真理性認識為參照，以掌權者完全依靠自制即依法廉潔行使權力而根本不想貪污賄賂為理想目標進行設計。
因而，一套完美的反腐敗制度應該是有明確標準的，主要有以下三條：第一，創設從物質到精神的一系列制度，使掌權者即使想實施腐敗行為，也會因心念優厚待遇喪失之虞而放棄貪欲；第二，健全完善監督制約制度以及嚴格的職權行使程序，使掌權者無法實施腐敗行為；第三，完善嚴密的刑事、民事、行政懲罰制度，使掌權者懾于罰則的威力不敢實施腐敗行為。誠然，路很長，但是很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