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5月28日電 自非典災難發生以來，中國財政的表現出乎許多人的意料，諸多舉措環環相扣，一氣呵成，有力地保證了中央在非常時期的“兩手抓(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經濟發展)”方略。本周出版的《瞭望》周刊指出，危機凸顯中國財政應變能力。
文章層層遞進，分析了如下一些問題——
中國財政能力為何能明顯增強
據財政部部長金人慶介紹：截止5月20日，各級財政已安排資金近100億元用于防治非典。同時，國家規定對農民非典患者實行免費醫療救治。包括從留驗、隔離到治療全過程的伙食、住院等費用，全部由政府負擔。這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
一位財政部資深人士感慨地說：“有錢沒錢語氣都不一樣，10年前全國財政收入僅3000多億，那時，每年中央財政增量只有20多億元。今天，比分稅制改革前增量多了16000多億，財政能力明顯增強。”文章引述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助理、財政專家高培勇教授指出，這要歸功于分稅制改革的功勞，“如果沒有1994年分稅制的改革，現在就不可能有如此之強的中央財政的宏觀調控能力。”
9年前的分稅制改革是中國財政體系發生的一場深刻變革。分稅制改革增加了兩個比重——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同時，5年前提出的建立公共財政的基本框架，促進了財政從原來的無所不包、無所不管的傳統計劃經濟財政，向市場經濟國家通行的公共財政轉變，這從財政支出的角度確立了財政用于公共服務、公共產品和公共投資的支出。文章說，盡管這項改革還遠遠沒有完成，但如果沒有這兩項改革，出現非典這樣大的疫情是難以應付的。
加大支出會否傷筋動骨
預算內外有多少錢可以處理應急事件？文章指出，通常，兩個數字十分重要：財政總收入和稅收增長。由于非典事件，“預備費”開始被人們關注。中國的《預算法》規定，每年預算安排當中要有1%～3%的后備金，就是為了應付像非典這樣的突發事件。從支出看，去年全國財政支出22012億元，按照3%計算，后備金在660億元左右。如果非典支出不超過200億元的話，只占全國財政總支出的0.9%。另外，發大水等災害，還有預算內的專項救災資金。
中央財經大學校長助理、財政專家李俊生教授認為：“抗擊非典造成的中央和地方增加支出，不會對年度預算有太大影響”。
高培勇則稱，財政部的手中還有一張超預算增收“大牌”未出。高介紹：去年稅收增長12%左右，而原定增長是8.0%。也就是說，在所通過的預算之外，還有4個百分點的超預算增長。
非典對稅收影響有多大
自抗擊非典以來，經國務院批準，財政部對疫情地區、部分困難行業、在限定時段內出臺了四項財稅優惠政策，概括起來，一是減免18項行政事業性收費，二是減免收取15項政府性基金，三是減免部分稅收，四是對中央民航和旅游企業短期貸款實行財政貼息。加上以前出臺的對一線醫務和防疫工作者按規定取得的臨時補助免征個人所得稅等三項優惠政策，文章指出，稅費減免意味著財政減收，而抗擊非典使財政增支。這是否影響到今年預算的完成？
對此，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蘇明指出，除對航空公司免收民航基礎設施建設基金之外，減稅的行業主要影響的是地方稅，而不是中央稅。中央財政的主要稅源是增值稅、消費稅和所得稅，其中，增值稅75%是中央所得，消費稅是100%中央稅，新增所得稅60%屬于中央。減免優惠稅收主要是營業稅，是地方稅。
文章引述財政部部長金人慶一句“十分經典”的話說：“財政減收終可數，經濟發展難限量”。可見，影響稅收最主要的因素仍然是經濟增長。
高培勇分析認為，非典對稅收的影響首先是經濟波動的影響，其次是政府的稅收優惠政策。但指出，非典對財政收入的影響非常有限。從非典對經濟沖擊的角度看，稅收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稅收的格局是流轉稅占70%，所得稅占30%。流轉稅不會隨著企業盈虧而變化，即使企業虧損也要繳稅。從流轉稅的格局看，非典主要影響的是第三產業，而涉及到第三產業的主要是營業稅，營業稅只占流轉稅的1／4。其結論是：從經濟增長下降對稅收的影響看，至多會影響稅收100億～200億元的范圍之內，有可能還要少。
從政府主動減稅對稅收的影響看，高培勇測算認為，“如果算大賬，至多在200億之內。”
結論是，從收入與支出角度看，受非典的沖擊對稅收減收的影響，至多是300億～400億元，也可能在300億元以下。如果考慮受益行業的增收，可能會更好一點。
財政赤字會否被突破
疫情對財政經濟的影響已經顯現，并將反映到財政收支。那么，今年財政赤字3198億元的規模？高培勇認為，今年一定會突破赤字規模。理由有二：其一，政府總是有擴張支出的沖動，非典是最好的理由；第二，財政收入減收，財政支出增加，兩項相加有500億左右。
蘇明認為，財政收入無法調控，支出是可以調控的，赤字規模也是可以調控的。由于非典的影響，收入減少只是一個方面，重要的是可以壓縮支出，可以采取非常措施。他強調，既要開綠燈把當前的事情安排好，又要考慮長遠，突破赤字會進一步加大風險。
文章指出，不能否認，壓縮支出是有難度的。以往的調整均是基于增量的調整，存量難以做文章。人們難以力求使存量的結構朝著向弱勢群體的支出轉化，只是期盼在增量的安排上加大支出力度。高培勇也承認：增加“此”支出勢必消減“彼”支出，財政支出的背后是既有的利益格局，這是非常難以調整的。
但令人驚喜的是，支出減少的情況已經出現。行政事業機構的相關費用呈下降趨勢。 蘇明說：“通過廉政建設，政府的運行成本是可以減少的，也是可以壓支的”。
暴露公共財政體系的問題
高培勇說：幸虧中國初步打下了公共財政框架的基礎，才能夠在非典肆虐的時期有比較令人滿意的反應。只有進一步加快公共財政制度的建設步伐，才能在未來的各種突發性事件中有更加令人滿意的表現。
但文章指出，面對非典，人們認識到公共衛生關系到公共安全，由此檢驗出既有的公共財政的制度框架體系還不完善。
李俊生認為：“非典疫情對中國的沖擊，暴露了公共財政體制和公共管理體制建設上的問題。人們已經認識到政府是足球場的裁判員，但這只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一個職能，足球場看臺上有觀眾，政府必須要考慮給予他們一個安全的環境。從這個角度看，這是我們建立公共財政非常好的契機”。
高培勇認為：“我們對既有的公共衛生的投入是不足的。醫療衛生設施非常薄弱，不要說對應突發起來的公共衛生事件，就是維系正常的運轉也非常困難。衛生方面的科研攻關的支出也是比較少的”。目前，中國在公共衛生方面的投入都帶有“救火”性質。沒有走到主動增加公共衛生投入的階段。
財政部有關人士透露，今后用于公共衛生方面的支出肯定會增長，這是公共財政發展和建設的方向。專家認為，是否能夠以此為契機，把嚴峻形勢逼迫下的投入轉變為基于公共財政的理念，增加對滿足人們需求的公共支出，需要加大公共財政建設的步伐。文章透露，財政部部長金人慶最近將專門邀請專家緊急商討，主題便是公共財政的改革。
(作者：趙憶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