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作為首批聯合高校,要以國際傳播聯合研究院這個平臺為依托,協同作戰推動國際傳播人才培養不斷發展。國際傳播人才培養,要重視政治素養、語言能力、學習能力的培養,不斷加強特色教育和個性化培養。
國際傳播人才培養最重要的是具體的培養方法和實踐操作,培養有更長續航能力、知行合一的人才,要傳授結構化而非流沙式的知識。各大高校要了解自身的痛點、難點,結合自身稟賦,在國家戰略的框架下實現有自身特色的發展。
要尊重傳播規律和人才成長規律,在重視實踐的同時不斷增強理論支撐,同時依托國際傳播聯合研究院這一平臺,規范國際傳播人才的個性化和特色化培養,守正創新。
要認識到國際傳播的主體和客體是相統一的。同時,要尋找理論與實踐的平衡點,處理好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張力、矛盾與沖突,并堅持以學術研究為導向。
要培養學生的家國情懷,挖掘其內心對國際傳播事業的熱愛;要創新國際傳播理論體系,借助國際傳播聯合研究院,建設植根于中國社會環境的案例分享平臺,探索國際傳播背后的長期規律。
國家形象以往更多的是關注媒體對國家形象的呈現,而較少關注到公眾對于國家形象的綜合認知,民意調查就顯得尤為重要。教育部大數據與國家傳播戰略實驗室的“公眾對于國家形象的認知和判斷”課題在這一領域作了積極探索。
在數字媒介時代背景下,話語體系和敘事體系建構是兩個核心,暨南大學在持續探索數字敘事這一命題,研究最基礎的文本形態和深層敘事是提出智庫型、對策型建議的關鍵。只有在實踐的場域中才能真正推動國際傳播,人才培養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提升國際傳播效能,最重要的是要以受眾為中心,以效果為導向,才有可能基于相應的理論作為依據,對現有的國際傳播效果進行評估,從而推動國際傳播走深走實。云南大學利用了云南面向南亞東南亞區域的優勢,著力以國別作為重要對象,希望實現一國一策精準傳播。
我們要喚起可貴的“起而行之”精神,也要善于“坐而論道”,把大道理、大邏輯搞清楚、說明白。這就要基于并超越對中華文化部分要素、符號、觀點和局部思想的國際傳播,構建能夠證成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整全邏輯。邏輯最有說服力,并將助推優秀傳統思想文化走向全球思想的中心。
中國聲音應既包括“中國故事”,也包括“中國觀點”。中國故事立足于“報道真相”,是“事實判斷”;中國觀點立足于“揭示真知”,是“價值判斷”。在國際輿論場上,只有將兩者結合,才能完整、準確地表達中國聲音,才能使公眾不僅在“事實”層面辨別有和無、真和偽、虛和實,也能在“價值”層面認清是與非、善與惡、利與弊。
為做好移動互聯時代的國際傳播,我們應當運用新技術,調整內容生產與傳播策略,深入研究用戶心理與需求、改變信息供給不平衡,從而讓有關中國的信息在境內外社交媒體平臺獲得更廣泛傳播。
新時代的國際傳播需要我們植根中華文明,弘揚中國核心價值和道德基礎,從人類共同的道德基礎出發,尋找中外文明道德基礎的共鳴點、話語共同點、利益交匯點,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傳播理念貢獻中國智慧,以“中國方案”推動構建全球傳播新秩序,推動人類文明交流互鑒。
新媒體時代,包括黨政機構、主流媒體以及企業、公益組織、普通公眾等主體一同成為信息的生產者與傳播者,有效吸納并引導多元群體積極投身公共信息傳播,理性參與公共議題討論,各司其職、相互協同。提高信息傳播的專業性與多樣性、效率與效能,是提高國際傳播能力的重要基礎。
講好中國故事,一方面要講“好故事”,另一方面要“講好”故事。不僅要講內容可信、價值可取的“好故事”,也要主動在敘事方式、傳播理念等方面及時調整,“講好”故事。各國文化之間差異性和共性是共存的,找到不同文化間的公約數,講對方能聽懂的中國故事,推動他們與中國達成文化、理念等方面的共識。
新形勢下的國際傳播需插上共情的翅膀,從“命運共同體”角度進行話題選擇和深挖,以其他國家受眾容易理解的話語和邏輯,要以開放和包容的心態,以更精準和在地化的方式講述中國與世界共同發展的故事,從而塑造起“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
傳播技術及社會變革帶來全球傳播的重大變革,從單向傳播轉向沉浸傳播,傳統國界及人類生存邊界消逝,國際傳播變成全球傳播,改變了基于傳播的全球體系的內在基因和外在動力。中國在全球經濟和政治中不斷增加的角色,也推動中國在全球傳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新形勢下,我們應該解放思想,創新國際傳播理念,重視國家形象國際傳播的頂層設計,做好國家形象的多維塑造,以故事化、符號化和創意化的品牌傳播方法來傳播好中國形象。重視對跨文化傳播個性與全球傳播共性的融合研究,加速提高國際傳播工作的實效。
國際傳播話語權是一國在參與跨國界信息傳播時所擁有的話語表達的權力、話語觸達的權力和話語產生影響的權力。當我國從國際體系的旁觀者到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和引領者,走近世界舞臺中央時,更需進一步挖掘和凝練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使其適應當下和未來的國際傳播環境,在創新國際機制過程中完善全球治理話語體系、提高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國際傳播話語權。
做好中國的國際傳播是刻不容緩的戰略任務。要樹立嶄新的觀念,更加重視非官方機構、個人作為傳播主體,更加重視文化類、娛樂類、生活類等非意識形態內容,更加重視面向非洲、中東、南美等非西方的國家和地區,要為增強國際傳播能力打造寬松、積極的政策環境與社會氛圍,動員全社會力量特別是高校力量、青年力量投身其中。
我們需要結合當今時代出現的各種新挑戰來理解全球網絡傳播的發展趨勢,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運用于變革當中,從而在“大變局”和“大疫情”的縱橫交織中尋找符合國際傳播規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有效路徑。
中國的國際傳播在新的環境下面臨機遇和挑戰。一方面,海外社交媒體上的消息源依然以中國國內媒體為主,媒體間議程設置的效果持續存在;另一方面,外媒多元的報道角度和議題屬性、全媒體的報道形式、巧用推文與正文的鏈接關系等占據了對有關消息進行傳播、解釋的優勢位置。國內主流媒體需要從理念和操作上適應社交媒體時代的國際傳播新要求。
在國際傳播中,從傳播效果角度來講有所謂的文化“折扣現象”,很多東西會被埋沒掉或銷毀掉。我們不缺少有價值的東西,但缺少有魅力、有吸引力、有影響的東西。我們離有魅力的傳播其實距離并不遠,只要把我們的邏輯做一個轉身,就能獲得巨大價值。關鍵就在于我們的傳播頂層設計是否把這樣的邏輯有一個符合時代,符合社會發展要求的重新設計和轉型。
從當前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點來說,在中國從富起來走向強起來的新階段,走向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中,向世界說明中國,希望別人多了解中國已成最低目標。要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應當有一套與之相適應的世界觀。新時代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的主體邏輯、溝通的重點、傳遞的價值,需從當代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歷史性變化中去追尋、探究。
國際傳播是一項系統工程,既需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又離不開各種社會力量的積極參與。非國家行為體在開展國際傳播方面有著獨特優勢,能夠發揮政府部門難以替代的作用。在中國國際傳播的行動主體中,可以充分依靠和發揮中國智庫、大學、大眾傳媒以及企業和個人等“多中心”力量,鼓勵更多非國家行為體參與到國際傳播實踐中,構建“多中心”“全方位”國際傳播體系。
國際傳播,有兩個任務,是要跨越國家和地區邊界實現信息無障礙快遞的同時,還要跨越文化和認識邊界推動文化認同和相互了解,實現“聯接中外、溝通世界”的總體目標。
做好國際傳播需推動媒體融合向縱深發展,進一步增強主流媒體的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同時,做好聯系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更好服務于公眾需求。只有更好地理解自己,才能更好地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中國好故事”既包括“大故事”,也包括“小人物”的“小故事”,應充分重視網上個體,讓更多個體去展現中華文明,更生動、更直觀地呈現中國。
中國國際話語權建設應從過去與西方現代性旗幟下的國際概念和國際話語接軌轉變到中國原創思想、概念、知識和價值觀上與以發展中國國家為代表的國際社會展開對話的能力建設上,逐步實現全球輿論力量平衡,把中國道路、中國制度成功經驗轉化成知識的創新與生產,在理論上塑造話語、設計概念,并將其推向第三世界為主體的國際舞臺。
在國際傳播中,過去相當長時間內非常注意各種各樣的中國元素,功夫、熊貓、綠茶、旗袍等。但由于種種原因,我們對于這些元素后面整體精神層面一些比較重要的價值觀傳播得不夠,應當大力傳播“中國人的寶貴的價值觀”,如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眾志成城的團隊精神、權利與責任的平衡、權利和義務的平衡。從這個角度進行敘事,可能更有力量。
中國國際傳播既要精準識別錯誤言論開展針鋒相對的輿論斗爭,更要完善全民國際傳播體系,動員各行各業在與世界互動中努力做到“可信、可愛、可敬”,并學會善講自己的故事,令利益相關方認同中國合作伙伴的專業能力與友好善意,尊敬中國合作伙伴“一諾千金”的文化價值,在與利益相關方及廣大公眾共情與關系建構進程中提升中國形象親和力。
中國國際傳播創新改革要注意三個方面:第一是創新話語體系。第二是加快融合發展。第三是提高國際傳播能力。完成了這幾個任務,實現優質內容精準到達用戶,講好中國故事,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目標就能實現。
中國媒體增強國際傳播能力,一要做大做強,無論是報道業務還是產業發展都要做強;二要對信息傳播方式、內容生產做出新的變化;三要精準,通過技術手段對受眾精準畫像;四要創新;五要改革,加強國際傳播機構內部建設,增強凝聚力;六要花大力氣把品牌做實做牢。
在推動中外文明交流、民心相通方面,在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方面,中國主流媒體面臨新的使命,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應當主動進行國家議題及話語體系的開掘與建設;第二,確立中國在國際傳播中的主體地位和話語優勢。第三,強調多元主體的國際傳播能力共建。
有三個關鍵詞,是做好國際傳播傳統業務、也是未來發力的焦點。一是情感,做好基于情感的內容和基于情感的傳播體系構建;二是文明,講好中華文明、中華文化的故事,增強海內外中華兒女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認同;三是未來,面向Z世代以更靈活的傳播機制、更豐富的傳播樣態,做立足未來的國際傳播文章。
面向新時代國家社會發展的重大需求、面向新技術的革命性挑戰、面向全球化的深刻變局,中國的國際傳播要錨定“以中國為根本,以世界為面向”這一基點,從信息型傳播進而到中國思想、中國主張和中國智慧的思想型傳播,從而達到深層次、直抵精神層面的文化交往與文明交流。
國際傳播應當在不同國家使用適應當地的話語表達方式開展傳播;還要充分利用不同媒介渠道進行傳播;在移動互聯時代,更應關注海外大型社交媒體之外的垂直類新媒體,廣泛深入不同國家、不同層次的民眾。
萬物皆媒的融媒時代,國際傳播要與時俱進,創新內容生產和傳播渠道,構建全媒體平臺,以多層次、多渠道的傳播矩陣強化與用戶連接,實現有效傳播。鞏固發展好自建的平臺,并繼續借助商業平臺等各類傳播渠道,進一步拓寬連接用戶的覆蓋面,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向心力。
當代世界主要國家的信息傳播活動,大都進入到移動互聯網時代。這個變化要求我們以互聯網思維,通過媒體深度融合,來開展國際傳播活動,做到“入眼、入心、可持續”。
從戰略高度加強中國對外話語體系建設,不僅需要在重要議題上積極發聲、主動出擊,也應當拓展傳播內容,敢于創新話語體系和表達內容,突破西方媒體設置的話語框架,要善于挖掘中華文化的富礦,以文載道、以文傳聲、以文化人,豐富對外話語傳播內容。
面向華人群體,主流媒體應不斷創新實踐,為國際傳播注入新的動力與活力:一是傳播中華民族主流文化,引領中華民族主流價值走向全球華人群體,促進華人世界增進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二是積極連接華人社群,積極參與國際多元對話,在對話中凝聚共識、尋求共鳴,建立“信息流-文化流-情感流”相融合的共情傳播網絡。
新技術環境中,萬物皆媒,人機共在,信息無遠弗屆。但國際傳播的核心依然是人!傳播者是誰,傳播對象是誰,傳播內容有沒有能夠打動人心的觸點,能不能喚起“他者”的共情與共鳴?這是我們應該持之以恒探究的重點。
在當今國際格局和權力秩序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國際傳播在建構新型國際關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廣大發展中國家是構建新型國際關系中不可忽視的重要主體,因此我們不僅要講好我國這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故事,還要“聽見”發展中國家的聲音,重視對發展中國家的傳播,與發展中國家一道,重塑國際傳播的新秩序、新倫理、新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