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耀成為罪證的年代
回到中國,盧肇鈞一邊面對著缺乏基本科研條件的苦惱,另一邊對新政權充滿熱忱。但由于中美意識形態的對立,盧肇鈞逐漸感到微妙的不安氣息,本想按照承諾寫信給美國師友報告平安,但都被同事好心勸阻。
50年代初期,中共新政權對于海外學子開放接納,但隨著政治氣候的變化,對于知識分子的態度亦逐漸發生變化。在反右運動中,大批知識分子被打倒。就在反右運動正值高潮的1958年,盧肇鈞終于加入中國共產黨。但是黨員的身份并未讓他逃過文革的劫難。
文化大革命開始,國門緊鎖、盧肇鈞與美國無法取得任何聯系。直到20年后,與美國同窗聚會時,對方才對他說,“當時以為你已經不在了。”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地開始,因為盧肇鈞留學美國的背景、大量海外關系以及知識分子的身份,被扣以“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
“每天早晨,排隊訓話。那大字報啊,多了去了。”盧肇鈞夫人陳善蘊搖了搖頭。由于盧肇鈞平日性格內向,人緣好,所以小環境之內尚有同事加以保護。
“有個造反派搶了單位所有公章帶在身上,他有權。有一天,他跟盧肇鈞說,你這個反動學術權威,我來管你。就把他帶走了。”陳善蘊回憶。
那個造反派將盧肇鈞帶到廢棄的實驗室,告訴他,每天早早來,不要出去,晚上人都走了,再離開,就此將其保護起來。而十幾年前,他離開美國時,同窗無意的一句“把你關在小黑屋”一語成讖。
與此同時,盧肇鈞的家人開始翻出祖輩的照片,一一銷毀。盧肇鈞的父親盧學孟留學法國的那些照片,在文革中無異于罪證。
文革中,盧肇鈞的大兒子參加紅衛兵組織時,因父親的出國經歷而遭拒。
焚燒了家中照片,自己又被“雪藏”于實驗室的盧肇鈞熬過了文革。“即使這樣對待他,他也沒抱怨過早知道如此就不回國之類。”夫人陳善蘊擺擺手,低頭不語。
文革前的1964年,盧肇鈞曾陪同相關領導出訪埃及。自那之后,中國關閉國門,被文化大革命席卷的中國人,無法找到任何與世界溝通的通道。盧肇鈞再次出國,時間已是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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