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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1947年，盧肇鈞拿著國民黨政府給予的資助，離開北平，去到美國；1950年，他滿懷對新中國的熱忱，回到中國共產黨治下的北京

　　本刊記者/楊時

　　“你別回去了。回去之后，共產黨聽說你是從美國回來的，就把你關在小黑屋里，你還搞什么科研？”1950年，與盧肇鈞一起留學、工作于波士頓的同學經常這樣勸他。

　　中共政權建立之初，因意識形態對立，在毛澤東宣布新中國成立之時，大洋彼岸的美國將中國看作“紅色的敵人”。生活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中，有人對“紅色中國”心存向往，有人懼而遠之。已經學有所成的盧肇鈞最終決定回國，成為第一批返回新中國的36名留學生之一。

　　盧肇鈞的父輩正是清末最早一批留法學生中的一員。盧家至今四輩成為了中國百年國門緊閉與開放的縮影。

　　“回到中國給我們寫信！”

　　“共產黨即將統治中國，我們今后只好流落異鄉了。”一位中國留學生垂頭喪氣地說。這是1949年春節的聚餐會，幾十名旅居波士頓的清華校友在餐桌上聊起國內時局。有人反駁那位同窗，“列寧有贖買政策，中國共產黨也一定會出高價聘技術人員回去的。”

　　盧肇鈞插了一句，“關鍵不在于是否出高價。如果共產黨真的要振興中國，還是該回去。”沒人把盧肇鈞餐桌上的話當真。

　　那時，盧肇鈞已到美國讀書兩年，正在麻省理工學院邊做助教邊讀博士學位，甚至已經接手一項美國海軍委托的地質研究項目。當時32歲的盧肇鈞身穿西裝，打斜紋領帶，戴金絲眼鏡，性情儒雅，生活舒適。無人將這個學者派頭濃郁的年輕人與“紅色政權”的革命聯系在一起。

　　但那次聚會之后，盧肇鈞開始與一些旅居美國的中共黨員密切交往起來，以了解國內時局。很快，他與一些學生成立了“中國問題座談會”，以學生團體的形式傳播中國的消息。

　　1950年初，一些中共黨員通過“留美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發起回國號召，盧肇鈞被選舉為波士頓地區聯絡人。國民黨撤退臺灣時帶走大批知名教授，新中國急需大量知識人才，中共開始向國外留學生伸出橄欖枝。

　　與此同時，美國一方面出于意識形態的對立，另一方面出于對科學人才的愛惜，對于大批中國學生極力挽留。挽留的手段軟硬兼具，一方面給予更為豐厚的物質報酬；另一方面，在麥卡錫主義的背景下，將一些親共學生和教授壓制下去。回國，成為了一種斗爭。而朝鮮戰爭爆發后的1950年8月，盧肇鈞還是辭去教職，與另外35名同學一起坐船經香港輾轉回到北京。

　　離開美國之前，盧肇鈞的房東諾威爾太太反復叮囑，“回到中國一定給我們寫信報平安。”但是，這位老太太直到去世也沒能收到盧肇鈞的信件。

　　1950年，盧肇鈞回到北京。

　　上世紀30年代，伴隨著抗日戰爭的炮火，盧肇鈞輾轉于清華、輔仁與燕京，最終畢業于西南聯大。上世紀40年代早期，盧肇鈞曾以工程師身份在昆明等地工作，負責橋梁、公路的設計。抗日戰爭結束后，回清華大學任教并參與遷校回到北平。

　　1946年，隨著抗日結束，留學歐美熱潮升溫，當年有730人走出國門。一年后蔣介石政府與美國簽訂“中美文化協定”再度激勵學生出國深造。盧肇鈞通過了公費出國考試，抱著到更先進的大學深造結構力學的計劃，于1947年到達紐約。在曾經的清華導師劉恢先指點下，轉而進入哈佛大學土力學專業。

　　盧肇鈞的出國一方面由于求知的渴望，另一方面似乎因循了父輩自小留洋的血脈。他的父親盧學孟曾被清朝廷送往法國留學，后回國報效。盧學孟曾任駐英通譯官、京漢鐵路行車總管等職，民國后任隴海鐵路局局長、交通部參事，一時權重，盧家后輩中多人被安排到鐵路系統工作。

　　日本侵華戰爭時，盧學孟放棄高薪，辭職還家。“那時候就靠賣東西過日子，典當衣服什么的。”盧學孟的兒媳、盧肇鈞夫人陳善蘊說。

　　那時盧肇鈞不過二十出頭，受抗日思想影響，一度想投奔延安，但因家中需要靠他接濟而未果。隨后他考取國民黨政府支持的公費留學名額，遠赴美國。

　　最初一段時間，盧肇鈞在美生活費用全部由國民黨政府提供資助，但隨著蔣介石政權的衰落，資助漸漸斷絕。一年多以后，盧肇鈞已靠在大學做助教的工資為生。

　　在哈佛與麻省理工學習工作3年后，盧肇鈞歸來。按照他的設想，仍計劃回到清華任教。但新政權建立后，百廢待興，鐵路建設急需人才。盧肇鈞直接加入鐵道科學研究院創辦土力研究室。本應成為中西交流橋梁的盧肇鈞無法預料，自己面對的是一扇逐漸關閉的國門。自此之后30年，自己與美國同窗音信斷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