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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全國兩會上，越來越多的專業人士參與到“許霆案”的討論中來。而隨著討論的深入，相關意見也基本趨于一致：一審的“無期”判得過重了。
最高院副院長：判無期肯定判重了
“我可以肯定，如果判無期徒刑，確實判重了，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也結合得不好，何況銀行也有責任。”全國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姜興長認為，“銀行也應該及時總結經驗教訓。”
針對有學者建議該案適用刑法第63條，在法定刑以下判刑，姜興長表示認可。“許霆案一審法院認為屬惡意取款，非法占有，定為盜竊罪是沒有問題的。但是量刑時有一些情節需要綜合考慮，包括銀行的機器故障，還要考慮有沒有內外勾結等。”姜興長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將研究許霆案暴露出的法律問題。
姜興長透露，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尚未對許霆案暴露出的法律問題進行研究。對于下一步如何完善法律，從哪些地方完善，這位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說：“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之前，我還是不要輕易地把自己的觀點說出來吧。”他同時希望媒體能夠正確引導輿論，客觀公正地報道案件。王新友
最高檢副檢察長：判例具有典型意義
全國政協委員、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姜建初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許霆案確實是一個新型案件。世界范圍內都有立法沒有考慮到新情況出現的時候。”姜建初認為，這時候就得用一些新的判例，做出相應的解釋，他說：“從這個角度講，許霆案是具有典型意義的。”
姜建初表示，中國的社會發展非常迅速，像這樣的案件可能會不斷涌現，這需要法官和檢察官在充分理解法律的基礎上，把握好分寸。他說：“當然，我們的立法也跟得更緊一點，這樣就能做出比較公平的判決。”
監察部副部長：刑法修改要多研究
中紀委常委、監察部副部長屈萬祥在論及許霆案時，建議專家在對刑法修改方面多作研究。
“就好像前一段時間，因為銀行系統出現問題，結果出現惡意提款，把一個小伙子給判了無期。實踐中經常遇到這樣的問題，從檢察機關來講，構成刑法規定的犯罪標準，或者構成立案標準，或者構成判重罪標準，那么你不起訴，就是有法不依，法律就是這么簡單。”屈萬祥說，我國刑法的標準，起刑點問題有很多爭議。實踐中有些做法是合理的，但從情節上說，嚴格按法律規定來講，未必符合法律規定。也有些做法，看起來是不合理的，但是合法。所以我覺得我們國家刑法學，法理問題，確實調整的是最重要的社會關系，把這個問題來好好研究，對建設和諧社會意義重大。
廣東省檢察長：應考慮社會效果
“許霆案判得太重了一點。”廣東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黨組書記鄭紅直言，辦案應考慮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統一。
對于日前陳舒代表指輿論對于許霆案的炒作是“輿論審判”一說，鄭紅表示，在政法部門中非常強調的是，無論是辦案還是執法行為，都應考慮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統一，“如果沒有這樣的觀念，工作起來肯定會有偏差。”他還提到，如果涉及到經濟案件，那么更要考慮到法律效果、經濟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問題出在司法解釋僵化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認為，許霆案問題出在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一成不變上，即如果刑事、法律所規定的盜竊金融機構的犯罪，起刑點高的話，數額是由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通過司法解釋方式確定的，這種司法解釋一制定，很多年不變，這不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人們生活改善了，對金錢貨幣的認識不同了，乃至于對銀行的ATM機的認識也有所變化的時候，應該考慮及時修改完善相關司法解釋，“盜竊20年前或者30年前的100塊錢，跟今天的100塊錢是完全不同的，司法解釋的起刑點應該不斷調整。”
中科院博導：最高法該給個交待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博士生導師楊思澤認為，許霆案的責任首先是出在銀行。“出現這樣的問題，首先就是銀行沒把ATM機管理好，如果銀行的管理沒有問題，別說是十幾萬，許霆連1000元錢都取不出來，這怎么能叫盜竊呢？”
他說：“如果銀行把10萬元錢放在門口，如果我撿了是不是也算盜竊？其實問題還是出在銀行方面，銀行引誘了人家犯罪。”
楊思澤還建議，司法機關應該對公眾和社會開誠布公，像許霆案那么大的事情，應該在最高院的法院工作報告里談一談。“工作報告是不是也該給大家一個交待？”綜合新快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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