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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問|王效軍:鎏金銀壺何以見證“絲路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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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問|王效軍:鎏金銀壺何以見證“絲路傳奇”?

2022年08月12日 21:31 來源:中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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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銀川8月12日電 題:鎏金銀壺何以見證“絲路傳奇”?

  ——專訪寧夏固原市博物館館長、研究員王效軍

  中新社記者 李佩珊

  鎏金銀壺是古代波斯薩珊王朝的一件金屬器物,其制作工藝具有典型的薩珊金銀器風格,但主題圖案描繪的是古希臘神話故事。鎏金銀壺現藏于寧夏固原博物館,是鎮館之寶,也是中國國寶級文物。1500多年前古代波斯制作的鎏金銀壺為何出現在西北內陸寧夏固原,并成為中國國寶級文物?鎏金銀壺如何見證古今中外文化、貿易交流?寧夏固原市博物館館長、研究員王效軍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相關議題作出深入解析。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鎏金銀壺從何處來?

  王效軍:1983年,鎏金銀壺出土于寧夏固原市原州區南郊鄉深溝村,為北周時期柱國大將軍李賢夫婦合葬墓中的陪葬品。李賢夫婦合葬墓墓室被盜嚴重,幸運的是,因早年墓室坍塌,這件稀有珍品被掩埋了起來,后發現于墓室西北角一個不起眼的地方。

  這種帶柄的銀壺,在中國古代文獻里又稱作“胡瓶”。當時漢族以外的周邊民族都被稱作“胡”,這里所說的“胡瓶”便泛指西方來的器物。鎏金銀壺是“胡瓶”中最具代表性的佳作。

鎏金銀壺。<a target='_blank' href='/'>中新社</a>發 固原市博物館 供圖
鎏金銀壺。中新社發 固原市博物館 供圖

  自秦漢尤其是漢武帝時期以后,隨著絲綢之路的開通,東西方貿易逐漸擴大,金銀器貿易興盛,以“胡瓶”為代表的西方各國物品不斷進入中國,受到皇家宮廷、貴族大臣甚至平民百姓的熱捧,在當時社會形成了一種風尚。

  中新社記者:鎏金銀壺的制作工藝有何特點?為何能成為中國國寶級文物?

  王效軍:鎏金銀壺通高37.5厘米,重1.5公斤。高長身,鴨嘴形流,細頸、卵形腹,高圈足,環形把手兩端成羊頭,頂部鑄1人頭,高鼻戴圓形帽。這件器物集錘揲、焊接、雕刻、鎏金、鍛鏨等相關工藝于一身,造型別致精美。根據專家研究,該器物的制造地是中亞的巴克特里亞,即今天的阿富汗北部地區。

  從外形上看,鎏金銀壺具有非常典型的波斯薩珊金銀器的特點。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凹槽柱式紋樣,它源于希臘建筑中的凹槽形式的柱子;另一個是凸起的聯珠紋,這種紋飾在中西亞地區非常流行,特別是在紡織品和錢幣上多有出現,被當作分割的紋樣來裝飾主體圖案。

  鎏金銀壺雖然從外觀上具有薩珊王朝金屬器風格,但準確地說,這種高圈足、帶流線型把手的容器其實是典型的希臘、羅馬風格制品。

  觀察壺身腹部,其一周突起的圖案刻畫著3組6人男女圖像。所表現的是古希臘神話中著名的“金蘋果”和“帕里斯審判”的內容,也就是“特洛伊戰爭”的故事。

鎏金銅壺腹部3組6人男女圖像的平面圖。<a target='_blank' href='/'>中新社</a>發 孫小偉 攝
鎏金銅壺腹部3組6人男女圖像的平面圖。中新社發 孫小偉 攝

  總的來說,鎏金銀壺腹部反映的題材是古代希臘神話故事,產地在中亞,出土則是在中國的固原。一只小小的銀壺把歐亞大陸上的希臘文明、波斯文明和中華文明串聯起來,在現階段出土文物中,不但在中國僅此一件,在世界現存的薩珊金銀器中亦屬罕見,可以說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寶藏。

  因此,鎏金銀壺能成為中國國寶級文物,名副其實。

  中新社記者:國寶級文物鎏金銀壺為何出現在西北內陸寧夏固原?

  王效軍:固原市位于西安、蘭州、銀川三省會城市所構成的三角地帶中心,是寧夏南部地區的中心城市,具有悠久的歷史,古代文獻中多有記載。這里自古就是西北邊陲軍事重鎮,也是貫通中西的絲綢之路東段北道上的咽喉孔道之地,處在中原農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的交匯處,所發現墓葬出土的遺物上可追新石器時代,下可至清代,時間序列非常完整。

寧夏固原梯田。<a target='_blank' href='/'>中新社</a>記者 于晶 攝
寧夏固原梯田。中新社記者 于晶 攝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進入民族大遷徙、文化大融合的階段,各種文明的交流交往交融在固原表現得十分鮮明。

  當時,通過固原的絲綢之路路線前后有兩條。北魏前期,從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出發,經行統萬城(今陜西榆林白城子),然后過固原繼續西行,這條線路為鄂爾多斯南緣道;孝文帝遷都洛陽后,從洛陽、長安出發,沿涇水到固原,然后往西北行。可以說,固原是這一時期絲綢之路東段北道的必經之地,這也使得固原成為當時西北地區的商貿重地、交通樞紐和軍事重鎮。

  因此,暢銷于絲綢之路上的鎏金銀壺出現在固原并不稀奇。

  為何出現在李賢夫婦合葬墓中?史料記載,李賢家族是隴西的名門望族,他本人擔任過河州總管、洮州總管、瓜州刺史、原州刺史等要職,長期在絲綢之路沿線州府主政,為確保東西交通貿易通暢作出了重要貢獻,是當時關隴集團的主要成員。

  同時,李賢與北周開國皇帝宇文泰關系十分密切,宇文泰之子還曾寄宿于李賢家中。因此,這件來自波斯的鎏金銀壺出現在李賢夫婦墓中便不難理解了。

1984年9月,考古專家考察固原李賢墓出土的鎏金銅壺。<a target='_blank' href='/'>中新社</a>發 孫小偉 攝
1984年9月,考古專家考察固原李賢墓出土的鎏金銅壺。中新社發 孫小偉 攝

  中新社記者:與鎏金銀壺一樣的“舶來品”還有哪些?它們如何見證古今中外文化貿易交流?

  王效軍:從北周李賢墓出土的遺物還有凸釘玻璃碗、環首鐵刀、藍色寶石戒指等。同一時期,還有田弘墓中出土的東羅馬金幣。可以看到,西方貨幣在當時已作為交易媒介傳入了中國,反映出古代東西方之間貿易往來的頻繁。

  同時,由于絲綢之路的通暢,佛教等外來文化也在固原得到傳播。位于固原的須彌山石窟,就開鑿于北魏時期。這些都反映出古代東西方之間的文化交流,也說明了固原在古代絲綢之路上曾經的興盛。(完)

  受訪者簡介:

  王效軍,寧夏固原市博物館館長、研究員,中國博物館協會常務理事。

【編輯:劉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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