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 | 雷建紅:雄安如何為中華文明注入“慷慨悲歌”氣質的燕文化?
中新社石家莊4月20日電 題:雷建紅:雄安如何為中華文明注入“慷慨悲歌”氣質的燕文化?
中新社記者 牛琳 李曉偉
雄安建設考古先行的重大課題之一,是進一步發掘和印證為中華文明注入“慷慨悲歌”氣質的燕文化的源流。五年來,自南陽遺址開啟的雄安考古,給出了怎樣的答案?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雷建紅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解讀雄安文化譜系及文脈源流。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作為華北平原文化積淀最豐厚的地區之一,雄安經歷了怎樣的歷史迭代?在中國歷史文化進程中居于什么地位?
雷建紅:雄安地區,或者說白洋淀地區,是河北古文化遺存分布最密集的區域之一。雄安區域的人類活動史,可追溯至史前時代。
新石器時代,雄安地區文化譜系復雜,早、中、晚期年代序列清晰,分布有北福地文化、仰韶時代文化、龍山時代文化等,距今約8000年至4500年。
夏、商、西周三代,白洋淀地區介于華夏與戎狄之間,屬于中原王朝的北疆。西周初立,分封燕國經營北方,燕國成為周王朝的北方屏障。
春秋初期,燕桓侯遷都臨易,直至戰國時期,燕國的南疆以易水與趙、齊為界。趙國滅中山,得今安新之地,奠定了雄安地區“燕南趙北”的基本格局。
秦統一六國后,廣置郡縣,雄安新區屬廣陽郡易縣。西漢時置幽州刺史部,東漢時又歸冀州刺史部。直至北朝,該地處于幽州冀州之間的邊際區域,或冀州或幽州或分而屬之。
宋遼時期,雄安地區邊關文化特征鮮明。以宋遼邊關地道和榷場文化為代表的考古學遺存,是中國北宋時期重要的歷史見證。元明清時期,作為“畿輔屏障”的雄安地區,成為拱衛京師的橋頭堡。
雄安一帶地理環境開闊,文化在此傳播、交流,形成多文化交匯區,中原農耕文化與北方草原文化、東部沿海文化與西部內陸文化在此交互影響,文化面貌異彩紛呈,呈現多元性、復雜性。
歷史上的雄安地處農耕與游牧文明的交界地帶,同時置身于沖突對峙前沿。正是這種交流碰撞,在“長城-邊關”地緣形態下,造就了雄安“質樸勁勇”的精神氣質,“輕生尚義”的社會風氣和“兼容開放”的人文品質。多元文化在此碰撞、交流、融合、發展,沉淀為中華民族開放包容的文化基因,見證著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歷史進程。
中新社記者:為什么雄安建設要“考古先行”?率先開啟的“雄安考古”被賦予了何種歷史意義?
雷建紅:無歷史文脈,無雄安未來。一座城,要立得住,關鍵是傳承好自己的文脈。雄安建設考古先行,是對歷史文化有敬畏之心,呵護千年文脈。
建設雄安新區是“千年大計”,傳承是發展的基礎。做好雄安新區的文物保護與利用工作,使其最大限度地融入雄安新區社會經濟發展,做到在保護中發展、發展中保護,既是守住雄安新區千年歷史記憶,更為新區經濟建設提供文化滋養。
尋根文脈,考古調查,是一項極其艱巨、繁瑣的工程。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和記憶載體,雄安新區的文物數量多、地下埋藏深且年代跨度大。為切實做好文物保護工作,為新區科學規劃和穩步建設提供考古依據,先期啟動了全域考古調查,摸清家底。同時,大力推進考古前置工作,從根本上解決雄安新區建設與考古工作之間的矛盾,推動經濟建設與文物保護和考古科研的協調發展。
中新社記者:雄安考古運用了哪些科技手段?目前取得了哪些進展和成果?
雷建紅:雄安新區考古工作,需踐行創新理念,提升科技含量,推行數字化考古。一是建立考古綜合業務管理平臺,實行考古工作規范化、科學化管理,初步形成考古資源數據庫,便于查詢、管理、學術研究,實現研究共享。
二是利用機載激光、攝影測量等遙感測繪技術,開展雄安新區古地理環境、燕南長城、起步區200平方公里地面文物遺存調查等。
三是考古現場全面采用數字化技術和設備,一方面提高了考古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提升了考古工作科學化水平。
雄安新區設立以來,考古工作和成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開展雄安新區全面文物考古調查。為進一步摸清雄安新區不可移動文物分布狀況和數量,雄安新區聯合考古隊于2017年5月至12月對新區全域進行了全面文物考古調查,發現不可移動文物263處,并編制了《雄安新區文物調查專題報告》。
二是開展南陽遺址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工作。作為雄安新區面積最大的一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南陽遺址文化豐厚。通過考古發掘,基本確認南陽遺址主體文化為東周時期燕文化,由兩座戰國城址構成,并在南陽遺址西北1600米處發現一處戰國墓地,無論墓葬形制還是出土器物,均為典型的燕文化特征。城址和墓葬并存發現,相互印證,可以更全面地從“生”和“死”兩方面研究當地古代社會狀況,進一步證明了南陽遺址的年代和遺址性質。結合發現的“易市”陶文陶片,查閱相關歷史文獻,為尋找東周時期燕國南部城邑“易”提供了重要線索。
三是開展鄚州城遺址、東小里-白龍西南墓地、古州城遺址、城子遺址考古工作等。
四是開展雄安新區起步區考古勘探發掘工作。
中新社記者:雄安考古如何發掘和印證為中華文明注入“慷慨悲歌”氣質的燕文化的源流?
雷建紅:燕文化在中華文明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河北歷史文化的精髓。燕文化有一個孕育、發展、延續的過程,河北的燕文化,在整個燕文化中處于成熟和輝煌時期,其“慷慨悲歌”成為燕文化的獨特標志和燕地風貌的集中概括,正道直行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結晶。雄安考古的重大課題之一,就是進一步發掘和印證為中華文明注入“慷慨悲歌”氣質的燕文化的源流。
雄安新區東周到漢魏時期的考古學文化面貌,基本是燕文化因素,以南陽遺址為代表。南陽遺址及其周邊區域主體文化內涵是東周時期燕文化以及漢魏時期后燕文化。
外界關切的南陽遺址是否為燕國都城“臨易”或“易”,目前尚不能定性。史料記載,燕曾五次遷都,春秋初期,受北部山戎入侵,燕桓侯徙于“臨易”;戰國中期,燕文公遷“易”。但“臨易”和“易”地望位置爭議很大。南陽村曾挖出東周時期銅鼎、銅壺等器物,陰刻“右征尹”“西宮”等銘文;并陸續發現“燕王職戈”、銅鑿及大量刀幣,均顯出燕國風格,其地理位置也與史書所載“臨易”和“易”相近。但近幾年通過對南陽遺址的考古發掘,并未發現貴族墓和宮殿基址,而這是作為都城很重要的兩個要素。
經過考古調查,已發現以南陽遺址、晾馬臺遺址為核心的“大南陽”遺址聚落群,其面積龐大,近18平方公里。遺址、墓地數量達13處,文化遺存年代自新石器時代晚期延續至宋金時期,文化發展延續近三千年,考古學文化發展連續,傳承脈絡軌跡清晰。“大南陽”區域作為一個重要標尺性考古基準點,是雄安新區千年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縮影,也是新區發展建設的重要文化資源。
以雄安新區建設為契機,考古工作者正致力于對以南陽遺址為中心的大清河以東區域、大馬各莊墓地周邊太行山東麓山前地帶、南陵城遺址附近古黃河兩岸區域展開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旨在對兩周燕文化、先燕(郾)文化、后燕(燕地)文化展開深入系統研究,同時融入京津冀一體化區域考古,試圖廓清燕文化孕育、發展、成熟、輝煌和衰落的歷史發展進程。(完)
受訪者簡介:
雷建紅,1971年生,副研究員,現任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宋元明清考古部主任。1996年畢業于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一直從事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先后負責南水北調、石黃高速、京滬高鐵、青銀高速、張石高速等三十余項大型基本建設項目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工作。主持黃驊海豐鎮遺址、黃驊郛堤城甕棺葬、雄安新區南陽遺址和東小里-白龍西南墓地等幾項專題研究考古發掘工作。其中郛堤城甕棺葬考古發掘入選“2016年中國重要考古發現”。主編《古城印跡-戰國秦漢古城文明》專著1部,在各類期刊上發表《河北魏晉北朝考古論述》《趙王陵二號陵考古發現與研究》《河北蔚縣大德莊墓地M2發掘簡報》《論戰國中山靈壽城的‘市’》《河北黃驊大左莊隋唐制鹽作坊遺址發掘簡報》等論文或發掘報告數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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