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李北方
在沒有經歷過徹底的政治革命和全面的社會革命的國家，相對保持穩定的政治體制作為一種變量對社會結構的影響較小。但在中國，政治走向是重構社會的最重要力量。鄧小平的南巡以及隨即展開的政策取向調整使中國的改革走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轉向激發出巨大的活力，創造出難以盡數的財富，同時也終結了1980年代普遍受益的改革。經過短短10年左右的時間，原有的各階層在社會中的利益格局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重新審視社會階層分化不但成為學界關注的主題，也是國家政治不能回避的了。
作為影響社會結構的變量，國家政策自鄧小平南巡以來又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以2002年的十六大召開和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確立為分界，在取向上有不小的變化。但細審之可發現，政策取向對階層分化的影響作用在減弱，已經初步成型的既得利益階層具有了對抗政策的力量，社會結構的進一步優化變得艱難了。
分層理論的變革
改革開放29年，正式確立市場經濟體制15年，中國的知識界迄今沒有生發出可以解釋中國改革獨特經驗的理論，包括闡釋社會分層的理論。這本身就是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各個研究社會結構變化的學者都在借鑒和發揮西方經典的社會分層理論，使其蒙上一層中國特色。
分析社會階層劃分的理論主要有兩派，即卡爾•馬克思的理論和馬克斯•韋伯的理論。前者是中國人都熟悉的，馬克思根據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以及由此而具備的剝削他人勞動的能力，將社會分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陣營。改革之前的新中國大體是遵照馬克思的理論劃分人群的，同時在兩大階級之外也承認某些階層的相對獨立性，比如知識分子是一個特定的階層，要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韋伯的社會分層觀點不局限于生產領域，而是從更廣泛的視野下審視人在社會中的地位，他提出的衡量階層地位的三個要素是，權力、財富和社會聲望。以社科院研究員陸學藝為首的課題組的《中國社會階層分析報告》就承襲了韋伯的理論，并將韋伯的三個標準改變為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
據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李強教授的概括，社會學界有四種主要的分層理論，一是陸學藝等提出的十大社會階層理論；二是清華大學孫立平教授提出的“斷裂社會”理論；三是李強本人提出的“倒丁字型的社會結構”，指占社會絕大部分的人口處于很低的社會經濟地位，處于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各階層占人口的少部分，他們構成了直立的柱狀形體；四是孫立平和沈原聯合提出的“四個利益集團”觀點，根據改革以來人們利益獲得和利益受損的狀況，分為四個利益群體或利益集團，即特殊獲益者群體、普通獲益者群體、利益相對受損群體和社會底層群體。
階層并非一個描述性的概念，而是個規范性的概念，當談到一個階層在社會中占有的利益格局發生變動時，指的是總體上的情況，并不能保證沒有遺漏。社會發展的一個明顯趨勢是專業化的加強，階層內部的分化越來越細，這使得階層描述變得比以往困難。如，孫立平教授就指出，知識分子這個概念被使用得越來越少。改革之初，知識分子被視為一個共享某些特性、在利益上具有一致性的群體，但近年來知識分子分化為體制內和體制外的，進入市場的和沒有進入市場的，難以再使用統一的標簽。另外，階層的歸屬感帶有強烈的主觀性，劃分階層的客觀也是學者主觀建構出來的。任何對階層變動的描述都無法真實全面地反映客觀現實，但借用理論視角，繼續使用原有的分類，還是可以看出階層利益關系的相對變動。
官學商一體同盟
一個獲得廣泛共識的趨勢判斷是，部分政治、經濟、文化三個領域的精英結成日益緊密的同盟關系，主導了改革的走向和利益分配的流向，他們一起組成了市場化改革的主要獲益集團。這種官學商一體化的格局是在1992年以后才出現和鞏固的，由原本在改革中各有得失到一邊倒式的獲利，只用了10年左右的時間。
1990年代初有過一撥官員下海潮，回過頭去看，很容易理解市場中的機會對那個時代的官員的吸引力。1980年代的雙軌制價格改革創造了利用行政資源獲利的機會，產生了所謂“官倒”的現象，但影響面并不大。反而是個體工商戶等原本就是市場中的主體抓住了機會早早致富。在政府內工作并不意味著高收入，這刺激了那一撥的官員下海。
1992年之后向市場經濟轉軌，其理念上的合法性來源之一是利用市場力量沖擊政府權力，通過給社會松綁以制約無處不在的國家影響力，與此同時，國家從競爭性的經濟領域逐步撤出，減少干預，向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角色轉化。這些在表面上與1980年代知識分子群體的訴求大體是吻合的。但是，雖然有這層理論上的包裝以及某些實質性的行動，如大量減少行政審批，卻無法影響市場經濟轉軌的實質，即這種市場經濟歸根到底是由國家主導的，而不是所謂的自發秩序的演進。隨著能量的釋放和蛋糕的做大，政府權力雖然不似改革前那種全方位的，但權力的價值卻大大增長了。在以經營城市、土地批租等方式重新介入經濟領域的同時，貪腐和尋租的機會也比以前增加了。陸學藝帶領的課題組將“國家、社會管理者階層”列為十大階層之首，說明組織資源仍是最“值錢”的。另外，從公務員考試的火爆，報名與錄取將近40∶1的比率也反映出政府工作人員的實際價值要遠遠超出已經數次增加的公務員工資。但大多數普通公務員的生活改變并非如想象中那么大。
知識分子是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意識形態的構建者。他們并非不清楚這種市場經濟的本質，而是已經切身卷入其中，成為利益重新分配過程的利益相關者。知識分子群體曾是一無所有的，但改革之初，尊重知識就被提升到了極高的地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口號給了1980年代的知識分子一種尊嚴感，知識分子獲得了作為韋伯劃分階層的三個指標之一的社會聲望。但知識分子群體并不滿足，他們抱怨“腦體倒掛”，對賣茶葉蛋的賺錢比研發導彈的還多的情況頗多怨言。1992年之后，在現實對理想的打擊和市場經濟大潮提供的機會這雙重因素的作用下，知識分子不再枯坐書齋，不再強調知識的社會責任，而是投入市場經濟的大潮，將擁有的知識轉變為資本。
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總體上實現了脫貧，成了高收入階層，但在獲得財富的同時損失了社會聲望。但是這種道德參數目前還成為不了衡量社會分層的標準，社科院課題組用“文化資源”替換了韋伯定義的“社會聲望”，就是明顯的例證。這也顯示了當下對于人評價標準的單一，一切以是否能轉化為財富為依歸。
在官學商一體同盟中，商業精英的地位攀升幅度是最大的。從改革之初還有被當作資本主義的尾巴割掉的危險，到如今走上神龕，簡直是一個天翻地覆的轉變。
與此同時，執政黨在“三個代表”理論下向商業精英敞開了大門，大量私營企業主進入人大、政協，獲得了組織資源。在江浙等民營經濟發達的省份，政府官員和商業精英占據了人大代表中約六成的席位。
受損群體
政治、經濟、文化三種精英的一體化，使近十多年的改革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出贏家通吃的局面。孫立平教授指出，一種扭曲改革的機制已經形成，即使那些初衷是為改善低收入人群生存狀況而在利益分配上向他們傾斜的改革措施，最終也會在這一機制的作用下走樣，使利益流向既得利益群體。
在這部分既得利益群體之下，就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以工人和農民為主體的利益相對受損群體。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在改革之初，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上升，農民收入增加，城鄉差距一度縮小。但隨著改革轉向城市，被縮小的差距再次拉大。1992年以后的改革是以城市為中心的，不但國家資源源源不斷地投向城市，農村的資源——經濟的和文化的——也以各種方式向城市聚集，農村的凋敝全面化了，三農問題凸顯出來。
城市的發展吸引了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從而從農民中分化出了農民工群體。在任何一個向現代化轉化的國家，城市化都是一個必經的階段，農業勞動者向城市轉移，從而降低農業勞動者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在很多研究者的視野中，農民工不再被視為農民的一部分，而是被歸入城市產業工人，可是到目前為止，這還只是一個理論上的慷慨。兩億農民雖進了城，但沒有“化”入城市。
工人也是一個含義略顯模糊的詞語，這里僅指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職工。改革轉入城市之后，工人也曾有過一個短暫的黃金期，隨著國家對企業放權讓利，在承包制等制度下，工人的工資水準有所提高。1990年代以來，集體企業大量破產，國有企業則在明晰產權的旗號下進行了全面的改制。對于許多工人來說，改制即意味著下崗、買斷工齡，作為“包袱”被甩掉；意味著在中年失去工作和一切社會保障，生活陷入困頓，大部分人再就業遭遇困難。在十階層分類法中，工人(含農民工)被列為第八位。
以工農為主體的利益相對受損群體遭遇的損失是全面的，除了政治和經濟上的損失，還有社會聲譽。勞動者被視為“廉價”資源的一種，被置于同其他生產資料相等的地位。“主人翁意識”和尊嚴感喪失殆盡。農民和民工變成了形容詞，“你真農民”，“你這個民工”是被使用頻率很高的貶損人的話。在大眾文化中，對他們的貶低和嘲弄屢見不鮮，收視率最高的春節晚會上，時常出現的農村人的形象是這樣的：他們思想愚昧、著裝滑稽，其存在的意義需要他人的確認；在對城市生活充滿了渴望的同時，對自己的身份滿懷鄙棄。
社會分層的穩定化
1949年以來的若干次政策調整都極大地影響了社會的分層，如改革前對城鄉的劃分，對人民群眾和階級敵人的劃分等，改革后對這種二元割裂的打破和在此基礎上的重新分層。1980年代是社會活力被釋放，階層位置調整最活躍的時期，階層間的通道是開放的，且各階層有所得亦有所失，贏家通吃的現象并不存在。一個原本無所事事的城市閑散人員可能搖身一變成為個體戶，擁有令人羨慕的“萬元”財產。《中國青年》雜志在1980年代中期所做的一個調查顯示，個體戶被認為是收入最高，同時也是社會評價最低的階層。
然而，1990年代以后的改革呈現了不同的局面，作為贏家的官學商等同盟階層通吃了改革進程帶來的好處，作為失敗者的工農則被甩到了社會結構之外，成為發展的掉隊者。階層劃分一旦穩定，階層便具備了再生產的能力。商業精英可以通過繼承將財產傳遞給子女，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雖不能直接將掌握資源傳遞給后代，卻足以讓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教育是底層上升的最大通道，也是階層再生產的重要機制。高教改革對底層不利，隨著大學擴招，來自農村的生源在數量上沒有減少，但占入學總數的比例卻下降了一半。貧困家庭為了教育投入巨大，可是“畢業即失業”的就業狀況讓貧困家庭通過上大學改變處境的希望落空。
階層間的通道越來越窄，向上流動的門檻越來越高。這輪階層分化調整的結果趨于穩定化了，以至于有使政策變量失效的跡象。十六大以來，本屆中央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等理念，但1980年代那種重新整合卻沒有出現。無論是新農村建設、九年義務教育全免費、在農村推廣合作醫療和低保，還是清理拖欠的農民工工資、為農民工上社保等，都不能從根本上對已經穩定化的社會分化做出沖擊和重整，只能起到讓這場賽跑的掉隊者不要徹底墮入無底深淵，對他們予以基本幫扶的作用。
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分層的現象，但是當下中國的階層分化呈現出的是一條明顯的鴻溝。斷裂的社會可能導致斷裂的經濟鏈條，為中國埋下經濟危機的隱患。另外，大多數底層和少數精英之間存在對立情緒，群體性沖突時常出現。這種不正常的社會分層期待更有力和更有效的公共政策進行調節，這也是公眾對十七大的期許。
(摘自《南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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