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侯健美
進入8月以來，連續發生的兩場局地暴雨導致安華橋下積水事件，引起了人們對極端天氣影響的更多注意。
北京城里上一次發大水是在什么時候？1963年。
44年前，也是在8月上旬，一場罕見的特大暴雨沿著太行山東側席卷河北，并由此引發了數百年不遇的海河大水。保定頻頻告急，天津危在旦夕。今天的人們怎能想象，北京城里城外也曾汪洋一片。
正是因為那年的大水，北京有了自己的“市區防洪排水標準”。這套標準一直沿用至今。
一個水患頻頻的北京
翻開北京城的歷史，這座干渴的城市確曾有過濕漉漉的一頁。
北京地處華北平原最北端，北與蒙古高原接壤，西與黃土高原毗鄰。這里四季分明，年降水量適中，但雨量分布很不平均。根據近百年的氣象資料統計，七成的雨量都集中在7、8、9三個月里，且豐水年雨量高達1406毫米，枯水年則只有242毫米。
這種氣候再加上西北高、東南低的地勢，為流經北京的主要河流塑造出不羈放縱的性格。永定河哭笑最無常，它常常裹挾著大量黃沙和泥土，一瀉千里沖進北京，像一匹脫韁的野馬到處橫沖直闖。隨著城市發展，永定河上游植被遭破壞日益嚴重，泛災年份逐年遞增。每到這個時候，與永定河同屬海河水系的潮白河、拒馬河、句河等天然河流以及人工河道往往助紂為虐，同時發水，致使北京城里水患頻頻。
據史料記載，元朝統治的98年間，北京有48個年份發生了輕重不同的水災，平均不到兩年就有一次。根據著名氣象學家竺可楨先生的論述，當時中國正處于溫暖期向寒冷期的緩慢過渡，容易引發水災。到了明代統治的276年里，北京地區的水災年份共有104個，平均每三年一次。從1644年至1911年，清代統治的268年間，有128個水災年份，平均兩年即有一次。清順治十年(1653年)，“淫雨數月，都城內外，積水成渠，房舍頹壞，薪桂米珠”；嘉慶六年(1801年)，永定河、拒馬河河水暴漲，“西山諸山水同時并漲，浩瀚奔騰，汪洋匯注，漫過兩岸石堤、土堤，開決數百丈，下游被淹者九十余州縣”……到了民國年間，也有大小不同的17次水災發生，最大的一場發生在1939年。聽很多上歲數的老人說，那年的雨下了整整40天。
新中國成立以后，北京仍有較為嚴重的水患發生。尤其是在上世紀50年代，防汛排澇救災一直是北京市每年夏季的頭等大事。但從1959年的大雨過后，北京地區一連干旱了3年，直到1963年。
山雨欲來
人們原本以為，1963年會有個好年景。
三年自然災害剛過，人們剛把注意力從政治運動轉移到農業生產上來。生產積極性在郁積了好久之后，一下子從人們身體里迸發出來。路邊也好，溝邊也好，水邊也好，忍饑挨餓兩三年的人們在任何有土的地塊上都種上了花生、老玉米。大家還給這些地方起了個名字，叫“拾邊兒地”。那年老天爺也幫忙，雨水很足，莊稼長得好，四處洋溢著豐收在望的喜悅。
8月1日，《天津日報》第三版左下角登載了一則小消息，標題是:8月中旬將有大雨。這條消息并未引起足夠的注意。但大雨說來就來了。8月1日大雨從淮河上游地區移至海河流域，暴雨的主要路徑由河南省南陽起，經許昌，到了河北省邯鄲，路經區域都發生特大暴雨，24小時降雨量達到950毫米。
2日，北京房山開始下雨。4日，北京城里也下了一場雨，雨量不算大，時而下，時而停，人們也不太在意。
8日一大早，北京又開始下雨。那陣子正值黨中央、毛主席提出“干部也要參加勞動”的倡議，市屬各區各縣正在積極組織區縣、公社、大隊的三級干部大會，認真討論學習。十渡鎮的各級干部也都冒雨趕到縣上開會去了。
雨瀝瀝啦啦地下，十渡山上開始出現小小的洪流，順著山體縫隙汩汩地往下流。沒有人通知，也沒有人組織，但祖祖輩輩居住在拒馬河邊的十渡鎮人覺得不對勁兒了。常年看天吃飯的農民本能地感覺到了危險的存在，他們開始往高處的親戚朋友家搬遷。
城里也是一樣，雨下了一天。按照西城區德勝門附近松林閘水文觀測站的記錄，下午6時，降雨量達到50毫米，夜里12時超過100毫米。雨水不小，甚至沖垮了德勝門附近一段城墻，但總體態勢還算平穩。
真正的危機，在于北京城里已是溝滿壕平，蓄水量幾乎達到極限。而一場百年不遇的暴雨正趁著夜色，悄然襲來。
城、近郊區全線告急
入夜12時，雨量驟然增大。
松林閘水文站的雨線清晰地記錄著突如其來的變化:原本走勢平緩、徐徐上行的雨線突然間陡峭起來，仿佛被什么力量給硬生生地拽了上去，與原先的路徑幾乎構成了一個大直角。老人們說，從那時起，雨不是下的，而是倒的。到9日早上8時，松林閘地區的24小時降雨量就達到了325毫米(24小時以內降水量超過200毫米叫做特大暴雨——編者注)。
但最大降雨還不在西城區，而在朝陽區。來廣營地區24小時降雨量為464毫米，超過北京市平均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朝陽區氣象站監測到的雨量為404.2毫米；酒仙橋為400.7毫米。
從8日早8時到9日早8時，北至昌平沙河、東至朝陽樓梓莊，包括整個城區在內的900平方公里土地上，24小時平均降水量達到300毫米。
城區、近郊區河道漫溢，全線告急。護城河水位迅速拉高，超過歷年最高水位。東南護城河水位超出附近地面1米，成了罕見的地上河。與護城河連通的93處下水道中，62處被水淹沒。洪水順著下水管道灌回下水口，一股沖勁居然把前三門大街的下水道鐵蓋頂起老高，而后甩在一邊。
護城河以內，600公頃的積水面積無法下泄，就好像在城區里憑空添了三個頤和園昆明湖的水面，積水深度達到0.3米至1.5米。天橋、永定門一帶逢雨必澇，自然是積水重災區。
據統計，城區和近郊區總共倒塌房屋11016間，危險房屋20913間。公房漏雨305222間，庭院積水775處，影響住戶8067戶，總計4萬余人。
東西長安街、新華門附近、王府井南口、交道口、新街口南大街、北河沿大街、永定門內大街、朝陽門內大街、廣渠門內大街等城中心的幾條主干道積水達半米以上。市內公共交通全部癱瘓，無軌電車自8日下午就停運，至9日上午仍未能開動。市內56條公交線路，全部停駛和分段停駛的有36條。
據說，暴雨時，正值黨和國家領導人要在中南海接見某國青年代表團，車隊行至新華門附近時再也無法前進，最后不得不出動警衛部隊將車推進新華門，才使接見照常進行。
護城河外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
長河從白石橋到西直門橋全線漫溢，動物園被淹。幸虧，動物園的排水系統比較好，大水很快就從虎山旁邊的出水口流走了。
蓮花河的河堤決口，洪水圍困住市商業局所屬的馬連道倉庫。蓮花河北岸的居民，住房被蓮花河洪水淹沒，許多人只好打著傘站到了馬路上。
暴雨中，全市共有295家工廠生產受損，全部停產的達到85個。清河三個毛紡廠和清河粉絲廠被水浸泡得最為嚴重。全市工業損失在1000萬元以上。農業方面，朝陽、海淀、豐臺3個近郊區淹地30萬畝，成災9.8萬畝，損失蔬菜1億斤、糧食1000萬斤。死亡35人。
戰洪圖
面對百年一遇的暴雨，北京全力以赴。
8日下午，房山緊急停止了正在召開的三級干部會，讓在縣里開會的干部回去指揮抗洪搶險。但拒馬河、大石河水位已開始猛漲，攔住了干部們回鄉之路。北京鐵路分局緊急調出一輛混合列車，卻派不出列車員。當時19位剛到北京的石家莊車務段列車員正在公寓休息，聽到這個情況，馬上冒雨出發，將臨時列車開到周口店。600多位干部和趕去搶險的人通通上了火車。
翻開當年的《北京日報》，8月9日第2版頭條新聞標題是：緊急行動起來，迎戰暴雨洪水。
此時，房山已經動員組織起5萬多干部、群眾，先后加固、加高堤埝110余處，長達1.3萬米，安全轉移305戶、1390人。朝陽區政府抽調力量，在威脅城區安全的南護城河左安門、東護城河東直門兩個險段現場成立搶險指揮部，組織了1000多人的防汛搶險隊伍，分別筑起兩條400多米長的土圍堰，擋住了將要漫溢的護城河，保住了城區。
《北京晚報》8月9日頭版頭條大標題:雨大斗志高，奮戰不辭勞。2版標題:英勇戰洪流風格高尚，昨天大雨中佳話頻傳。字里行間，透著千軍萬馬戰洪圖的激情與豪邁。各行各業的人們堅守崗位，譜寫出一曲雨中贊歌。
永定河出現4年來最大洪峰，河水急速向下游傾瀉，7名水文哨兵堅守在岸邊，數小時內發送一百余封水情電報。
馬連道倉庫被水圍困，商業局的干部職工奮戰一晝夜，用了3000多條沙土袋，將88棟庫房門堵住。
天橋煤場的工人劉寶棠冒著雨給35戶居民送去了3800斤煤球和120斤劈柴。
連接海淀與青龍橋電路的一根電線桿被水沖歪，北京供電局配電工區檢修一班工人坐著搶修車直奔海淀后街西口，而這時他們已經連續奮戰了9個小時。
地下陰溝又臟又臭，但北京印刷廠的職工顧不上考慮，直接用手掏挖，積水被排走，7萬多本教科書就此保全下來。
近郊農民冒雨趕了十多里路，將12萬斤蔬菜送進菜站，他們知道雨水多蔬菜不易保存，所以早就把有斑點、質次的菜全部挑揀出來留下自己吃，把好菜運進城。
當位于清河鎮的北京市敬老院被洪水包圍時，解放軍空軍某部兩個單位的軍官、戰士和中國人民公安部隊學院的干部、學員近1000多人火速趕來，堅持奮戰五六個小時，才把老人們送到安全地帶。
9日上午10時左右，暴雨逐漸小了下去。處于上游地區的河水、積水開始慢慢下降。而泄水集中的下游地區反倒面臨著更大的考驗。
樓梓莊是朝陽區流水的下端，地處溫榆河、壩河和北運河之間，地勢低洼。
9日下午，幾條河流全線漫堤，樓梓莊地區的5個村子和一個農場全部被淹，交通斷絕。
10日下午 5時左右，北京空軍部隊一架運輸機起飛，載著1200多公斤熟食和藥品，朝著樓梓莊飛去。這些熟食是東城區食品加工廠和朝陽區7家飯館在短短兩個小時就準備好的，朝陽區衛生部門送來了藥品，王府井百貨大樓送來塑料布包裝藥品，糧食局送來麻袋包裝食物。
準備分洪
大雨中，有一個地方的人們，比在雨中搶險的人還要緊張。
當時，在木樨地以南、會城門那里有一座不怎么起眼的二層小樓。小樓二層北邊房間是行政辦公室，中間是電話總機房，南邊的幾間屋子就是北京市市政管理工程處河道管理所的辦公地點。
北京城近郊區主要排水河道有四條:清河、壩河、通惠河、涼水河，它們的小支流有30多條。每到汛期，這些河道里的水怎么調配，從哪里排，排多少，都歸河道管理所負責。
李裕宏當時28歲，是河道管理所的一名工程技術人員。各處水文站觀測到的雨情和水情通過一條條電話線，迅速匯集到管理所。這些數據就成為水閘是開是關的重要依據。水閘的一開一關、一升一降之間不僅關系著水勢，更關系到河道兩岸千家萬戶的切身利益。
李裕宏清楚地記得1959年水災中發生在右安門閘的那場沖突。當時為了保住右安門閘以東的東南郊工業區，西來的洪水被右安門水閘死死擋住，向西南漫溢，近郊區農戶家里的洪水都上炕了。鄉民們不干了，舉著鐵鍬就鑿開了水閘。后來還是市領導趕來做工作，才將群眾情緒安撫下去。
1963年依然危機重重。“通惠河的水位一點點地漲，高碑店閘也跟著一點點地提高，下游的壓力一點點地增大。完全顧不上下游了。”李裕宏知道，高碑店閘的水位無論如何也不能超過31米。“如果超過31米，河水就會淹了東郊熱電廠。全北京供電當時全靠它。”幸運的是，在距熱電廠取水泵不足半米的時候，高碑店閘的洪水位停止了上升。玉淵潭閘水位也在逼近最高限水位的最后一刻降了下來，沒有分洪。
催生城市防洪排水標準
如今，北京城里再也找不出1963年8月份大水的痕跡，不過，它卻以另外一種方式深深地印刻在我們的城市生活中。
大水過后，市規劃局、設計院、勘測處、河湖管理處等部門的130位技術人員組織起來，在城近郊區搞了一次水情、災情調查。
1963年，北京市河道排洪能力比現時低很多。永定河左堤只能防御15年至20年一遇的洪水，溫榆河也只能排除20年一遇的洪水。市區內部的主要排水河道通惠河、涼水河、清河、壩河泄洪能力很有限，只能對付日降雨量在100毫米至150毫米的雨水。一批河道舊建筑、臨時性低標準建筑阻水嚴重。據調查，市區河道上有橋梁255座，發生阻水的有96座。再加上城里引水、排水不配套，上下游河道宣泄能力不配套，許多地區的下水道還是明清時修建，出現問題自然是在所難免。
根據調查的結果，市規劃局在1964年向市里提交了一份北京“市區防洪排水規劃報告”。
這是北京市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防洪排水規劃，也是北京市第一次提出防洪排水標準。
按照規劃，擬定用1963年酒仙橋一帶暴雨中心420毫米的日降雨量，作為城市河道的防洪標準，這個標準相當于百年一遇。至于城市河道的排水標準，則按照徹底解決1963年暴雨時城區的積水問題，擬定城市河道排水標準采用20年一遇的頻率，相當于6小時降雨150毫米，日降雨量225毫米。此后，北京市所有河道、建筑物的建設都遵照這個標準執行，直至今天。
這份“規劃報告”還提出了城區防洪系統工程，一共分了五期。一期工程開始時，北京特意從天津調來了“北京號”挖泥船。大鐵船已經運送到京，就等著重新組裝，好正式開工。這時，“文革”開始了。所有的工程停滯下來。
1974年，北京市給中央打了報告，將防洪工程再次提上日程，并從中央得到了6億元資金和物資的支持。1975年開始，北京疏浚了壩河及其支流北小河，新辟了北護城河向壩河分流的分洪道，1978年至1984年間，先后疏浚了清河及其支流萬泉河、小月河，以及北護城河。
百分之一的可能
40多年過去了。今天的北京，成了一個嚴重缺水的城市。海河也再沒發過大水，這與全球氣候大背景關系很大。
上世紀70年代后期，全球變暖的影響加劇。北京地區從1981年至2000年的常年氣溫平均值，要比1951年至1980年高出1攝氏度。降雨量則與此成反比，下降了10%。
1997年以來，北京持續干旱。
2005年，北京市首次提出變“防汛”為“迎汛”。
但這是否意味著北京不會再遇到大雨成災的情況？誰也不敢這么擔保。而如果真的迎來“63•8”那樣的大雨又會怎么樣？專家們表示:情況會比1963年更糟糕，因為那時的北京遠沒有今天這么多的建筑物，也沒有這么多的硬化地面。
2004年7月10日，北京降了兩小時暴雨。每小時降雨量僅為40毫米至50毫米，但已足以造成市區交通大癱瘓。2007年8月6日，北京降雨，安華橋下水沒車頂，三環此路段雙向交通因此中斷4小時。這也是繼8月1日晚以來今年北京市第二次出現極端降雨天氣。局地暴雨和日益增多的極端天氣正使我們這座城市面臨著嚴峻的考驗。
北京市水務局的老專家劉延愷認為，現代城市必須提高集蓄雨水的能力，以防出現城市型洪水。
1963年那場大雨西南低渦直接穿過北京的天氣條件非常少見，百年不遇。但是，專家們也說，百年一遇，不是一百年才遇到一次，而是每年都有百分之一的幾率遇到。
我們必須作好準備。
(摘自《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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