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應獻
領導干部“改非”全視角
許多領導干部因年齡等原因不再擔任領導職務，改任非領導職務，簡稱“改非”。現實中，他們雖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了，但又沒到退休年齡，仍然“在崗”工作。近年來，隨著我國干部人事改革的深化，這一干部群體的規模數量日益擴大，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群體；因其身份管理的特殊性，也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
在我國金字塔型的干部隊伍結構中，科級干部占公務員多數，在“改非”群體中也占有較大的份額。他們“改非”之后的狀況，在這一群體中極具代表性。在此，記者通過對湖北一個普通縣級市的科級干部“改非”群體進行調查，為我們了解認識這一群體的生存狀態提供一個標本。
這個縣級市2000年前后開始推行“改非”制度，現有副科以上干部700余人，其中在職300余人，非領導職務近400人，占57%多，已經突破了50%的職數限制。其來源一是鄉鎮合并，多出的領導成員；二是鄉鎮班子領導職數減少，由原來的11至19人減至現在的9人，富余人員便向“改非”分流。
“過去說別人，現在不能被人說”
記者走進該市紀委、監察局信訪室時，尤先喜正在和來訪群眾談話，溫言細語，耐心開導。送走來訪者后，他對記者頗不好意思：“讓你等久了。”
尤先喜今年55歲，當過兵，轉業后長期在鄉鎮工作，后從鄉鎮紀委書記調入市紀委、監察局任信訪室主任，正科級。2002年機構改革中轉任主任科員，繼續留在信訪室工作。
尤先喜“改非”之后，熱情不減，和以往一樣勤奮盡力，同志們都說信訪工作“離不開他”。該市是“信訪大戶”，紀委、監察局每年的信訪量都在150件左右，每一封信件都要經過他登記，送領導簽批后再分流，有些還要他去辦理。《來信登記薄》、《來訪登記薄》、《辦理信訪件臺帳》等厚厚6大本，擺在他的辦公桌上。記者邊翻閱邊問：“‘改非’以后應該輕松一些了吧？”老尤憨厚地笑笑：“擔子輕了，事情不會減少；責任小些，工作量不一定少。”
“你心里是怎么看公務員‘改非’”？“我們都是從年輕走過來的，曉得通過這項制度，老同志為年輕人騰位置，是件好事。我當過兵，懂得一切行動聽指揮的道理，自己進退，沒多大必要過細地去想。”記者感佩他“改非”多年還能保持這樣的工作熱情。老尤謙虛地說：“比我認真的同志多的是，我們過去說過別人，現在不能讓別人說。再則，我所從事的工作，來不得半點馬虎和粗心，群眾找上門來，要耐心說服人家；我們下去調查，結果要讓群眾服氣。”
的確，當地不乏像尤先喜這樣的“改非”之后不松勁的干部。顧家店鎮李進生在談到“改非”前后有什么不同時，也是這句話：“角色變了，工作態度不能變。雖然現在不在一線打拼，也不能讓人看笑話。”
“在黨性和世俗的雙重壓力下”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傳統的“官念”也使一些“改非”同志面臨著思想上的考驗。記者在調查中發現，一些干部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后，怕別人說“戀棧”，只能自我“收斂”，熱情不再，處處小心，不想多說一句話，也不多做一件事。用一個“改非”干部的話說，是參與不干預，出謀不劃策，做事不惹事。
見到易振榮，有些意外。那天，他來市里辦事，因為是過去的同事，便邀他來坐坐，很自然地問到他的近況，拉開話題。他今年44歲，先后在3個鄉鎮擔任過副鎮長，調到董市鎮時37歲，當年以最高票當選鎮長。一年后，鄉鎮機構合并，全市一下子多出幾套鄉鎮班子，38歲的他被調整為鎮政協聯絡處副主任。
“正是精力旺盛干事業的時候，卻從黨政班子中退出來，任個‘養老的閑職’，當時的確有些想不通。說句自吹的話，與一些新進班子的同志比，自己的能力、水平、學歷都不差，卻退下來了，內心是不大情愿。但自己是黨員，必須服從組織的安排。當時外面還有人說，年紀輕輕的就退了，是不是有問題？是不是能力不行？聽著這樣的話，心里那個難受啊！”
“改非”后，鎮里也并沒有讓易振榮“閑”著，因為他有搞企業的經驗，安排他管企業改制。過去，這個鎮集體企業發展較快，后來的包袱日益沉重。面對困難，他沒有退縮，全鎮幾十家集體企業，在他的主導下，實現了全面改制，其間，苦沒少吃，罵沒少挨。“其實，工作的壓力不可怕，最怕的是人言可畏，有人背后嘰咕，有人怪自己還是那么認真，自己有時候也灰心，感覺低人一等，劃不來。”
“組織上安排我玩的”
記者在采訪中，經常聽到“改非”干部說“船到碼頭車到站”這句話。一些“改非”干部甚至對記者說，是“組織上安排我玩的”，或“領導需要我玩的”，聽起來是心安理得，實則反映出一種莫名的失落。
記者發現，不少單位對“改非”干部管理很松散，考勤不用打、工作不過問、任務不分配、甚至連開會也不通知，“改非”干部成了編內“自由人”，無所事事。即使平時不上班，也沒有人管，工資獎金還一分都不少。據調查，絕大多數單位領導干部默許“改非”干部不來上班，有少數領導干部認為“改非”干部不來上班反而好，個別單位的“改非”干部長時間不與單位聯系，單位對他們在外干什么也不聞不問，“兩不找”。
某單位領導私下對記者吐露，“改非”干部原來都是領導，資歷老，架子大，難以駕馭。又怕他們心態不平衡，指手畫腳，挑刺惹事，寧可讓其玩得舒服，也不想讓其“干政”。
茅均(化名)，1973年11月生，在鄉鎮工作幾年，調到市委辦公室，擔任過市委領導的秘書。2001年3月，他調回原來工作過的鄉鎮擔任黨委委員、辦公室主任。“我出于工作責任心，經常向當時的鎮黨委書記提建議，無意中得罪了領導”。2005年5月精簡班子職數，他轉任副科級干事。
32歲便“改非”，茅均“怎么也接受不了這個現實”，“自己覺得呆在這里沒意思”。因而名在單位，人在外面，有人說他“在搞工程”，有人說他“在做生意”。記者問他“究竟在干什么”，他說：“什么也沒搞，反正組織上安排我玩的。”一副“看破紅塵”的神情。
1975年參加工作的李權(化名)，從基層干起，當過10多年的鄉鎮黨委宣傳委員，后被提拔為黨委副書記。2001年(46歲)轉任主任科員后，工資和關系在單位，鎮里以“招商引資”的名義，給了他“優惠”政策，實際上應聘到宜昌某企業辦公室，成了專業“寫手”。閑暇之余搞搞創作，出了一本散文集。因為是過去的同事，記者電話采訪了他，他回憶這段心路歷程說：“組織上安排我們休息，當時想提前退休，免得別人說閑話，現在很習慣，就這樣拖到退休了。”
眾說紛紜話“改非”
調查中，記者也就“改非”干部問題采訪了一些在職的領導和干部。多數受訪者都對“改非”制度持贊同態度，認為這是干部人事制度上的一種進步，有利于精減人員，從根本上解決班子臃腫的狀況；也有利培養青年干部，加快新老交替的步伐，增添各級班子的活力。針對實踐中產生的一些負面情況，一些干部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和看法。
原枝江市委書記、現宜昌開發區管委會主任王松華長期在基層工作、對基層情況有著充分了解，他對“改非”發表了一番自己的感慨：現在一些地方領導干部“改非”，通常是“給榮譽、保待遇、騰位子”，有的還要增加2～5級工資，財政負擔不是輕了，而是重了，反而增加了行政成本。對于縣鄉“吃飯型”財政而言，無疑是一種新的負擔。同時，干部年齡“一刀切”，過早地“改非”，也是極大的人才浪費。人的一生，工作的最佳時期應該是35歲至55歲之間，即使按處級干部53歲的“改非”年齡計算，也還有7年時光虛耗；40多歲“改非”，更是讓黃金期成了休息期，不能不說是一種資源浪費。
一些臨近“改非”的同志也有不滿：“漲工資再多，我也寧愿做事。”其中一個甚至說：“現在都說要建設節約型社會，一方面說縮減行政成本，一方面卻花大筆錢來養閑人，這不是背道而馳嗎？”一位退休的老領導也說，干部終身制不好，過早地不干事也不對。如果說50多歲的“改非”，還算“終究要退，早退與遲退關系不大”；那么，40歲左右就退下來不管事了，太不切合實際了。
一位在鄉鎮任職的同志對記者說，“改非”不僅沒有達到精減人員的目的，甚至更加造成人浮于事的局面。現在鄉鎮干部40多歲“改非”的比比皆是，直接導致“消極層”擴大，少數人“‘干事’不干事，助理不搭理”，人浮于事的現象比過去更突出。
某局一個中層干部告訴記者，他們局原班子5個成員的年齡都差不多，“一刀切”下來，除了一個年齡較小的留任，其他集體下課。換上的新領導又都是外單位進來的，情況都摸不清楚，工作進展緩慢。他還抱怨，現在公務員編制職數控制嚴，大部分單位人員比較緊張，而每個單位都有那么幾個“改非”干部，長期占著編制不干事，年輕能干事的人沒編制又進不來。忙的時候，只好臨時借用或聘用人員幫助工作。他舉了一個極端的例子，某單位共有6個公務員編制職數，其中領導職數3 個，“改非”干部占用2個，剩下僅1名干事。“5個領導1個兵，真算得上是創吉尼斯紀錄了！”-
(摘自《廉政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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