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奧運會開幕，吸引全球目光。奧運會歷來被視為和平的贊歌，巴黎奧運村里也有一面“奧林匹克休戰墻”。幾天前，數百名運動員代表在這里發出呼吁——“給和平一個機會”。

　　在遍布巴黎的五環標識下，可以靜思戰爭與和平。然而，還有多少人記得110年前的7月28日？這一天，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

　　“葉落之前凱旋”的誤判

　　歷史的崩塌，往往只在一瞬間。

　　1914年6月28日，薩拉熱窩的槍響，急劇惡化了國際局勢。一個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和平戛然而止。德皇威廉二世對出征的將士們許下諾言：“你們將在葉落之前凱旋。”

　　不只是柏林，莫斯科、巴黎、維也納的統帥們期待的都是“速戰速決”，籌劃的都是一場普法戰爭或者日俄戰爭式的主力決戰。然而，充滿死亡與恐怖的一戰最終持續了四年多，戰火席卷歐亞非，吞噬了近千萬人的生命。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人類的一道考題，但是110年以來人類始終沒能就如何避免大戰與沖突再起交出一份滿意的答卷。結果是，人類能夠終結一次戰爭與對抗卻不能消除其根源，只能任其一次又一次地襲來。

　　在一戰之后，是另一場更加殘酷的世界大戰。二戰之后，雖然沒有再發生世界大戰，但局部戰爭、代理人戰爭此起彼伏，同樣為禍人間。關鍵是，霸權國家對大戰的物質和心理準備似乎更為充分。君不見，持續了40年之久的全球冷戰曾讓全人類籠罩在核冬天陰影下，而當前美西方出現的“新冷戰”逆流也正試圖將30年的全球化成果撕為碎片。

　　可見，“以史為鑒”并不容易，有時甚至極為困難。

　　一戰是一場漫長而血腥的世界性戰爭，所有投身其中的歐洲大國都蒙受了慘痛的損失，人們甚至對西方文明乃至人類理性本身的信心都嚴重動搖。問題在于，雖然可怕的傷痛足以震動人心，曾經不為人知的高層決策隨著回憶錄的出版和檔案的解密也不再是一團迷霧，而對于應當從一戰中汲取何種教訓，至今仍然不乏歧見。

　　和平為何戛然而止

　　一戰的悲劇性吸引了眾多歷史學者和國際關系理論家的關注，一批又一批負有盛名的主題專著不斷出版。對于1914年為何“和平戛然而止”以及后世應當汲取何種教訓，大致有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是所有大國對于戰爭的爆發都負有責任。

　　雖然英德之間的權力和意識形態對抗是導致一戰爆發的重要線索，但絕非唯一重要因素，甚至都算不上是戰爭的導火索。一觸即發、難以回頭的戰爭沖動，相互鎖定、傳導沖突的聯盟承諾，洶涌澎湃、自食其果的民族主義，德國對沙俄不斷兌現的戰爭潛力的恐懼，這些都使得發生于歐洲一隅的刺殺案最終演變為“沒有一國想要”的全面戰爭。

　　正如開戰時的英國財政大臣、日后凡爾賽和會上的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所言，“各國從戰爭的邊緣滑入沸騰的大鍋”。英國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更是用“夢游”來形容一戰爆發前各國決策者的種種判斷，并指出它們都源自當時歐洲的共同政治文化和戰略心理。一言以蔽之，戰爭是一場各國共同上演的悲劇，而非一樁德國獨自犯下的罪行。

　　第二種意見是德國要為戰爭的爆發承擔絕大部分責任。

　　在德國歷史學家弗里茨·費舍爾筆下，德國投身戰爭的原因既不是遭到脆弱而莽撞的盟友奧匈帝國的牽連，也不是外敵包圍下過度驚懼而不得已地發動“預防性戰爭”，而是其保守政治精英有意推行的擴張性霸權追逐政策。就戰爭根源而言，兩次世界大戰并無區別，都是同一種擴張主義政策的終局。如果說其他國家對于戰爭爆發有什么重大責任的話，那就是它們對德國“遏制不足”，未能在“事前”就足夠堅定地威懾住德國，例如英國在德國攻入比利時之前都不愿意與法俄正式結盟。當然，這種責任至多只是一種判斷上的錯誤，而非道德或者法律上的不義與罪責。

　　說不通的“修昔底德陷阱”

　　很多時候，一些人“面向歷史”，不是真的想要汲取經驗教訓，而是為已經作出的決定尋找包裝的理由。

　　一百多年來，上述兩種意見始終爭論不休。每當大國關系重新緊張之時，爭論還會變得愈加激烈，每個參與者都竭力從一戰的歷史中找到支撐自身看法的證據。過去數年，美西方政策和學術界一些人一直在比對中鼓噪，當今的中國是否與1914年的德國“相似”，中美關系又是否會是當時德英關系的“復刻”。

　　我們中國人普遍知曉其中荒謬，但不妨耐心地看看其中究竟。

　　其實，一戰并非拿來衡量當今大國關系的唯一“鏡鑒”，還有一些人拿伯羅奔尼撒戰爭來比喻當今的中美關系，其中最知名的衍生概念就是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在修昔底德筆下，古希臘戰爭的根源在于斯巴達對雅典崛起的恐懼。美國向來不憚于承認其對外政策就是要維護自身霸權，因此將這一邏輯套用于現在的中美關系。但問題是，在描述政治體制時，美國又將中國比為斯巴達，而以雅典自居。可以說，不論是將中國比作雅典還是斯巴達，對美國而言都頗為別扭。

　　對于試圖利用歷史來推銷反華政策的人來說，一戰顯然是一個更好的素材。在這些人看來，如果用一戰前的英德來做類比，身份“錯位”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因此，隨著美國對華戰略競爭不斷加碼，不少人開始反復羅列中國與一戰前德國的所謂相似之處。他們的預定結論非常清晰，正如德國要為一戰的爆發背負全部罪責，中國也要為所謂“新冷戰”的爆發承擔全部責任；美國對華遏制只可能犯一種錯誤，那就是遏制的態度還不夠堅決，手持的大棒還不夠強硬。

　　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在華盛頓和布魯塞爾以及其他很多西方名都大邑，沉重戰禍中已經被揭示的諸多真正教訓被棄置一旁。時至今日，一次又一次的危機不僅沒有讓決策者們更加警醒，反而讓他們產生了一種能夠“任意制造危機、隨時管控危機”的盲目自信。

　　恰如一邊高喊對中國“該競爭時競爭，必須對抗時對抗”，另一邊又要“防止中美關系脫軌”的拜登政府，反復在南海和臺海制造可能挑起沖突的巨大風險。其中最甚者，還在幻想用一場烏克蘭式的“有限沖突”戰勝中國。

　　深入一戰歷史則不難看出，過于緊密、盤根錯節的聯盟不僅會讓沖突的火焰迅速蔓延，而且會讓局勢緊張螺旋式地加劇，讓沖突的火焰更容易被點燃。然而，不論是在歐洲還是亞太，如今的美國都在打著“聯盟現代化”旗號，讓其安全承諾更加剛性、更加多邊化。

　　自拜登政府執政以來，華盛頓在亞太新建的多邊安全架構已經到了“亂花迷眼”的地步，美日印澳、美日澳菲、澳英美、美日韓、美日澳等名詞如同排列組合一般源源不斷地出臺，日韓澳新四國的首腦也已經連續兩年參加北約峰會。基于聯盟的美國“印太戰略”正在打破地理的自然分隔，試圖將亞歐大陸的兩端變成一整個“大火藥桶”。

　　并非“歷史的宿命”

　　“經驗和歷史教授的是，國家和政府從未于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也不會根據本應學到的教訓而行事。”

　　誠如黑格爾所言。當前大西洋兩岸對一戰的討論看似熱烈犀利，細品卻充斥著狹隘的偏見和自私的謬論。

　　回看歷史，一戰的發生正值英德所謂的“興衰交替”之際。然而協約國與同盟國之間大戰到來的原因卻并非英德兩國矛盾尖銳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就此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或許稱不上是大國權力轉移的結果，更遑論大國的興替一定會帶來戰爭。

　　一言以蔽之，用一戰溯源來立論“大國興替一定會帶來戰爭”，用110年前的英德關系牽強比附當前的中美關系，都是經不住推敲的。

　　我們應當從一戰中汲取的最重要教訓，就是絕不能做不負責任的宿命論者，甚至打著從歷史中學習的旗號重蹈覆轍。一戰爆發前，柏林、維也納、莫斯科和巴黎的決策者們無不認為本國已經別無選擇，只能擁抱“不想要的戰爭”。在當前的西方特別是美國，也頗有一些人在推銷類似的宿命論，鼓吹一戰前的歷史正在重現、新的世界大戰很難避免。對于他們來說，頻頻提到歷史，并非希望所有國家特別是大國從中汲取教訓、避免戰爭，而是試圖營造出一種戰爭總是會不以人的意志而到來的氣氛。

　　不論是在當時還是現在，戰爭絕非不可避免。戰爭不是歷史和人類的宿命，而只是少數人不負責任的選擇。對于絕不重蹈歷史覆轍，我們有理由保持自信。

　　與110年前相比，全球范圍內的政治進步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兩場世界大戰的血腥和一場全球冷戰的冷峻，讓和平理念前所未有地深入人心；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和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更是給人們看待和處理國際事務注入了新觀念和新思維。與之前歷史上的任何時期相比，當今時代都具備更多有利于維護和平的因素。和平與發展，依然是時代的主題。讓全人類的和平燈火長明不滅，我們責無旁貸，也必定成功。

　　(作者：肖河，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全球戰略智庫研究員 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