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過去每天從來都是西裝領帶，來了富士康之后西裝從沒有穿過。我在工廠里面上夜班，但是我覺得很好。”富士康科技集團副總裁程天縱指指自己的深藍色工裝對我們說。他說的過去，是指在“惠普”(1979年加入惠普臺灣，后升任中國惠普公司總裁)和“德州儀器”(1997年至2007年任德州儀器亞太區總裁)期間。

　　他的辦公室同樣簡陋，鐵皮房，一張辦公桌、一張會議桌、一個小白板，櫥子里簡單放了幾樣東西。如果留意，辦公桌下還有一雙拖鞋。

　　在今年1月23日至5月26日的“十二跳”中，很多重要決策，就是出自這間辦公室。程當時的身份是副總指揮，為總指揮郭臺銘出謀劃策。“你知道我們耗費了多大精力?所以后來有很多歐美日的企業來跟我們取經。”有取經者參觀后對程說：工廠交給你們算了，不知道現在90后的年輕人要什么，你要怎么滿足他，動不動他要跳樓、自殺，怎么管?管不了!干脆你幫我制造算了。

　　在參觀者驚嘆于富士康的規模及管理之時，富士康其實仍在為“跳樓事件”付出更多的探索，某種程度上，也是這家全球代工之王在嘗試升級，甚至為中國制造劈開一條前無古人的出路。

　　關鍵詞無非有二：加薪，搬遷。但如果考慮到富士康的員工已達到95萬人，及其所服務的全球知名品牌時，無論哪一條，都絕非可以一蹴而就。

　　跳樓風波后，作為內部反思的結果之一，富士康宣布從6月1日起員工最低薪酬從900元/月調升至1200元/月。豈料，這一明顯的改善舉措并未收到預期效果，外界沒有減少對富士康的聲討。不僅媒體，富士康所在地深圳市政府也針對富士康這一調薪舉措公開表示，加薪幅度不夠。與幾天之后公布的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1100元比較，富士康調薪之后僅比最低工資標準高出100元。對此，深圳市政府甚至對富士康調薪給出明確預期目標—1500元到1900元。

　　外界這一反應，并不在包括郭臺銘在內的富士康高層意料之中。對于一家以控制成本作為獲利來源之一的代工企業，再次大幅加薪顯然要經過內部多次推演預算。郭臺銘鐵皮屋的燈天天亮至深夜，一眾高管都在苦苦思考：付出一定代價卻仍陷于被動地位，通過怎樣方式化解，并占據主動地位?再次加薪的可行性有多少?對于過去靠加班提高收入的工人而言，多大加薪幅度才能保證減少其加班時間而不減少實際收入?加薪之后，如何保證富士康在行業內的競爭力?每一個問號，看起來都是無解難題。

　　再度加薪，這個難度頗大的議題最終被一致通過，最有力的依據居然是“十二五規劃”。“按照十二五規劃強國富民的目標，富士康是順勢而為，只會事半功倍。”程天縱說。過去如石頭般剛硬的富士康開始懂得在規則之內自成方圓。最后郭臺銘拍板。于是，富士康再度宣布，將最高工資調至2000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