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黃鳴 清教
調查引出的話題
在搜狐博客上做了個調查，現在我們企業的總裁下班以后干什么，和什么人在一起？結果答案五花八門，而且引起很大的爭鳴，一時間激揚文字，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結果是這樣的：
1.下班以后總和政府官員在一起的，多是尋租或遇到了很大的麻煩需要政府出面；
2.下班以后總光臨茶樓、桑拿房，與銀行領導在一起的，多是玩資本的空手道，需要拉銀行的貸款解困；
3.下班以后總與公檢法、軍人、江湖兄弟在一起的，多是企業或個人已經鋌而走險，一些麻煩需要“擺平”；
4.下班以后，只有與國內外同行在一起交流，總往產品市場和資本市場上跑的人，那才真正成為行業的領先者。
當然這個所謂的測驗代表不了什么本質的東西，但也從側面也揭示了一些我們做企業做領導的境界與層次。其實，我一直認為一個總裁的業績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為企業挑選合適的做事者，也就是選對人；二是把握好企業的航向，把企業帶到哪里，怎么走才能健康長壽；三是監控、評價好前兩者，原則上對所用之人做好激勵與監管，對企業的戰略做出科學、清醒、理智、明確的把握和判斷。
一句話：在正確的時間，選擇合適的人，做正確的事，把正確的事做對。如果以上面的標準來界定或者評判總裁的業績，我想可能就不會不清晰了。當然，作為盈利的組織，企業長遠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平衡，企業利潤的可持續增長，也是非常關鍵的。
黃鳴：好企業是聚寶盆、搖錢樹
清教先生在《總裁下班后干什么，請你參與評論》中，講到的老板下班之后與政府官員、銀行領導、公檢法和同行兄弟等在一起的說法“過時”了，那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主流。我不否認目前這種情況對一般的老板可能普遍存在，但真正一代有前途的優秀企業老板大都不是這樣，據我所認識或了解的老板，如海信周厚健、海爾楊綿綿、浪潮陳丕恕、創維黃宏生、華為任正非、遠大張躍、蒙牛牛根生、阿里巴巴馬云以及其他雖不知名但極有素養的老板等，他們下班后的時間很少和政府官員和行長在一起，他們(包括我)最怕的就是那種應酬，也不需要這種應酬。
因為好企業是地方政府的聚寶盆，不會因為不與他們吃飯而冷落為難企業；好企業是銀行的“財神”(搖錢樹)，多貸款是給他們送利息；好企業當有自己一企之規，不需要江湖兄弟出面擺平是非，不需要看同行動態行事……
好企業的老板需要的是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練內功，想長遠，下班后(大多也沒有下班的概念)他們請下屬吃飯交流感情溝通思想，他們思考企業的發展大業，他們召集各種戰略文化體系等研討會議(白天大都忙于日常管理事務)，他們讀點書，看點報，上一會網，主要是新聞財經、博客更新等。多半晚十一二點回家，和家人說一會話，看一會電視(新聞、百家講壇、社會熱點、廣告等)。當然不同時期企業家下班后的日程是不一樣的，但有一樣是肯定的，那些本應該放在經營和管理上的寶貴時間和精力，而改放在所謂極浪費時間的公關上是極其可笑的，也是不值得的。
這些名企甚至包括南方的諸多中小企業老板都不會這么愚蠢，大家之所以有“和政府官員、銀行領導公關……”這樣的結論和印象，是社會上多年來對企業家階層不真正了解甚至妖魔化的結果。
實際上老板階層是一個非常辛苦的人群，他們不僅在工作時間和精力的付出上要大于平常人，而且精神世界要比常人孤獨得多，所承受的勞苦風險、人身安全、精神壓力等要比常人大得多。不可否認的確有部分老板小富即安，放棄當年的創業精神，也不否認有一部分老板靠權力靠鉆政策的空子而暴富，但應該看到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后，越來越多的后起老板修養越來越高(就像政府官員的學歷素養越來越高一樣)，事業心越來越強，所領導的企業越來越規范，希望社會給他們足夠的寬容，足夠的耐心，充分的信任，相信這個群體通過大浪淘沙優勝劣汰會越來越優秀，會越來越有責任感和事業心。
有人會問我你下班后干什么？我創業時沒有上下班(參見我的創業博客)，現在雖然退居管理二線，但溝通、規劃、研發、品牌建設及董事長日常工作一點也不少，周六周日下午踢足球，最近幾個月下了班忙于博客，晚上一般寫博客到十一二點鐘。
企業家是自愿為社會所驅使的驢子
一、的確這種現象在減少，但我們仍看到的是，能夠象民營企業老總所做到的國有企業還是少，能夠如此苦思冥想、如履薄冰、戰戰兢兢走著的也還是少數。黃總是民營企業家，感受的是自己做企業的艱難不易，這是非常寶貴的企業家精神。但從國有企業來看，情況就有些差異，在企業所有權缺位、一股獨大、國資委才是企業“婆婆”的大環境下，要把企業做久遠，或者說帶領團隊長久地一路走好的，還是少了點。我們缺少的正是民營企業的一些商業思維，所以更多的是我們看到國有企業頻繁出事。這不應該僅僅是偶然。當你創業的積極性化為一紙調令時，企業的內部政治和大股東之間的博弈成為一種慣性時，就出現了類似公司機構治理的缺陷，企業大廈轟然倒塌的結局，我們也不應該忽視這個背景和這些事實。
二、調查得出的四種現象，是總結大家的想法而說來，實際上我真正期盼的是，中國企業在積極、信任、有作為、健康的環境下，企業家們能夠把企業做好，對員工、對股東、對企業、對社會肩負起責任，理所當然受到全社會的尊敬。我們不應該忽視的是，我們要改變當前社會的所有環境不是一蹴而就的，正如中坤集團的董事長黃恕波所言，主流經濟學家們看到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企業家創造的價值，而人文學者看到的是，幾十年改革當中民營企業家變富的現象，或者說他們用流行、時髦的語言概括的原罪現象。我所看到的是，社會公眾關注的是企業家的財富數字，關注企業家的生活狀態，看到更多的是財富的分配問題，因此“仇”富，與企業家構成對立面越來越是個深刻的問題。這是可怕的，但我們也無法用一句話來評判對錯，因為站的角度、思考的層次、關注的目標的不同。
三、我們這個社會正是存在諸多這樣那樣的偏見，所以很多人才誤讀了所有的企業或者企業家，在我與諸多企業領導者的溝通與接觸中，絕大部分也是務實的，理性的，健康的。我清晰地記得《中國企業家》雜志在上個世紀末留言給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企業家都是自愿為社會所驅使的驢子”。
總裁“瀆職”誰來監控？
那么就引出小標題中的疑問：如果真的總裁“瀆職”了，誰來負責？誰來監控？
不管是民營企業還是在國有企業，如果總裁不作為或者總裁少作為，那都是一種災難。在企業中，外界更多的是看重總裁權力，但是在企業內部當這種權力變成獨裁權力時，企業就變得非常可怕了。“個人主義”行為往往導致了很多企業的危局，積累沉淀到一定程度，企業大廈頃刻之間就會倒塌。目前在企業家隊伍里，也有為數不少的企業家有意無意地還在做著類似的強權“英雄”，對己于企都是十分危險的。一個合格的企業領軍人物應該做好三件事：用對人，把握好方向，建立起激勵與監控的機制。如果沒有做好這些，那總裁們該檢討自己是不是“瀆職”了？企業的戰略決策，我們一定要改變過去那種集體決策集體負責的被動局面，董事長、總裁負有不可推卸的決策責任，中層管理人員、基層員工負有執行力的責任，這個我們必須弄清楚。
企業應該需要總裁的監督者，誰來監督總裁的言行、決策、商務活動？這個人不能有恭維之心，不能有過重的權力欲望，不能隱瞞管理中的責任，不能三心二意、兩面三刀、陽奉陰違，董事會嗎？總裁助理嗎？中層團隊？還是企業所有權的監管人？我認為都不妥當。作為民營企業，最好的是建立起一個沒有利益之爭、沒有企業政治企圖、能夠正確全面科學評價、監控、協調的智囊團隊，可以由人力資源專家、企業戰略專家、律師、記者、注冊會計師、經濟學家等組成。同時，在內部建立完善起法人治理機構，建立起可以對總裁“瀆職”說“不”的“綠色通道”。作為企業，董事長與總裁的職位要分開，把總裁和董事長的職責合二為一，往往會使董事會更難撤換表現差的總裁，而這可能就會減少董事會在解決業績大幅下滑問題上的靈活性。
作為總裁，我們一定要清楚，市場經濟已經一個由過去的老板文化驅動企業發展的時代進入了靠整體組織文化驅動持續領先的時代。太多的個人英雄主義，給我們這個風云變幻的時代增添過太多的悲劇色彩。而不少企業的悲劇就是總裁親手導演的，這不能不令全社會深思。
(摘自《商界名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