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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走出去”腳步聲漸強
金秋的北京,各種主題的會議繁多,而9月26日的京廣中心將再次吸引諸多新聞媒體的關注。由新華社《參考消息》、《國際先驅導報》和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首屆“參考消息先驅論壇”,于2003年9月26日至27日在北京舉行,本次論壇主題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
論壇既吸引了華能、中國北方工業公司、民生銀行、華夏銀行、銀河證券、聯想、方正、長城、京東方、用友軟件和班博服飾等中國知名企業,也激發了康臣藥業等中小企業紛紛報名參會的熱情。中央電視臺、中國新聞社、北京電視臺等幾十家媒體將積極參與報道本次會議。
報名參會的大型企業表示,它們希望通過本次會議,進一步加強對“走出去”的深刻理解;而中小企業目前的規模雖然還未達到“走出去”的程度,但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它們現在已經考慮企業三五年之后的發展戰略,提前為“走出去”做好準備。
目前,會議的各項準備工作已基本就緒,各路企業放眼全球資源,縱論“走出去”戰略的時刻即將到來。在盛會開幕之際,本報“經濟”和“財富”版特此推出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專輯,以饗讀者。
中國企業“走出去”面面觀
在首屆“參考消息先驅論壇”上,“走出去”顯然不止是中國企業構想中的藍圖,這個戰略思路已經細致地滲入了各業界先驅們的議事日程。歲月和經驗在“走出去”的平臺上對等地交換著,投資和收益在海外市場的博弈中理性地增長著。然而,每一個以過分代價贏得的海外項目都會背離我們的初衷,每一次投資決策的失誤、每一場意外風險的發生更會令當事企業黯然神傷。正因如此,我們需要全面審視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成敗得失,用全球視角衡量中國實業家和投資者海外兵團的是非榮辱,積跬步以致千里。
數據篇:把現狀放進全球坐標
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現狀
據統計,截至2002年6月,我國已有海外投資企業6758家,分布在14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美國是我國在海外投資興辦非貿易性企業最集中的地區。我國企業海外投資涉及的行業從初期集中在貿易方面發展到資源開發、工農業生產及加工、工程承包、裝配企業、交通運輸、金融保險、醫療衛生、旅游及餐飲業等領域。
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世界坐標
根據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維農的研究:一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平均比例,發達國家為1:1.4,發展中國家為1:0.13。按此比例測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應有400億美元以上,而實際情況卻與此相關甚遠(見圖表)。全世界每年國際工程承包的總金額在1萬億美元左右,我國只拿到1%多一點。
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情況
年份 海外企業(家) 中方投資額(億美元)
1991 270 7.6
1994年 4557 55.24
1998年(上半年) 5666 60
1999年 5976 69.5
2002 6758 132
局限篇:海外投資尚處學步階段
盡管我國海外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已有了初步的發展,但與世界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相比,仍存在明顯的差距。此外,由于我國是發展中國家,所以我國企業的國際化經營總體上仍帶有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化初級階段的明顯特征。具體表現在:
投資規模以中、小型為主。從平均水平上看,發達國家單一目的跨國投資的平均金額是600萬美元,發展中國家為450萬美元,而我國境外企業中方投資100萬美元以下的占90%,500萬美元以上的只占23%。這種投資規模水平不僅遠遠低于發達國家,而且也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
從境外投資企業的分布上看,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地理選擇以周邊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為主。
雖然我國的境外投資企業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北美地區、俄羅斯和前東歐各國投資都在穩步增長,但從總體方面看,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地區分布仍相對集中在亞太經濟區。據估計,我國企業有近80%的投資項目位于亞洲。
進入海外市場的方式以合資企業為主,經營領域集中在以產品輸出為主的貿易領域。
絕大多數企業仍停留在商品出口階段,并且許多企業的進出口業務在一定程度上還由中間商控制。
海外投資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低。很多企業由于國際化經營的水平較低,無法充分利用國內外資金、技術和市場,海外投資企業效益較差,投資回收率低。1995年,國家外匯管理局在全國范圍內對海外投資項目進行了全面調查。調查范圍涉及除青海、新疆外的全國各省區。調查項目2202個,投資總額22.76億美元,中方投資額13.17億美元。其中盈利或持平的企業805個,占被調查企業總數的36.6%;虧損企業828個,占被調查企業數的37.6%,有569個企業未報明經營狀況。盈利的805個企業中,匯回利潤2.77億美元,占中方投資總額的21.03%,除中央單位投資回收率比較理想外,各企業投資回收率普遍偏低。
此外,我國企業海外投資技術水平和企業抵御風險的能力還都較低。而從事國際化經營的企業之間缺乏組織上的協調,各自為戰,引發的內部過度競爭也越來越嚴重。
預警篇:離開母國面臨五大風險
我國企業走出國門后,由過去僅承擔生產經營風險轉變為承擔復雜的國際競爭風險。這些風險主要有:
東道國的政策法規改變風險
東道國法律、財稅制度的變化,或國內一些政黨、民族對外來資本的敵視都可能使投資項目變得不經濟。此外,東道國政策的具體執行者有時會人為設置障礙,如企業常常遇到當地政府部門以各種理由上門敲詐勒索的現象。在某東歐國家,當地移民局工作人員曾以拖延辦理簽證為要挾,向中國投資者提出贈送辦公用具等無禮要求。
東道國與企業母國的外交關系、經貿關系變化風險
東道國發生內外部沖突或爆發戰爭,東道國政權不穩定或發生更迭,以及東道國原有政策遭到廢除等都會給投資者帶來巨大損失。比如,在主要政黨輪流執政、缺乏政策連貫性的國家,新政府上臺后往往對上屆政府執政期間簽署的合同多方刁難,甚至單方面中止上屆政府簽署生效并已實施的合同,對我國在該國的工程承包公司造成了重大損失。
國際市場的行情變動風險
例如,1998年下半年以來,阿根廷陷入了長達近5年的經濟衰退,2002年比索大貶值,通過膨脹急劇上升,市場蕭條、銷售萎縮,曾在阿市場打開銷路的部分中國公司目前已無生意可做,甚至處于虧損狀態。
匯率風險和融資風險
投資者常常要通過貸款籌集資金。融資及償還幣種的選擇就存在極大的風險,如果選擇不當,在還款期內遇到匯率大幅變化,可能給企業帶來極大損失。
投資風險和企業信用風險
企業到海外投資應當建立在科學的、對目標市場全面分析論證的基礎之上,特別是在選擇合作伙伴和咨詢機構時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我國一些企業往往只看到了東道國的優惠政策,沒有經過科學的總體論證就匆忙“走出去”,對東道國的經營管理總體環境背景了解不夠,而導致最終無法生存。此外,“走出去”的企業還因為常常碰到一些由于與合作伙伴經營理念和文化差異而妨礙公司正常運營和發展的情況。
中國企業順應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潮流,積極“走出去”,參與國際分工合作,加快國際化經營步伐是必然趨勢。“走出去”對于國內企業畢竟是新事物,應當對其風險性有理性認識,要積極推進,更要謹慎決策。開展海外經營活動不但要了解國際慣例,掌握經營規律,更要對項目所在國的國情、法律、政策、文化、習慣有深刻的了解,規避可能遇到的風險。
政府篇:將原則落實為服務項目
政府在中國企業“走出去”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但必須強調,“走出去”的主體是企業,而不是政府。因此,政府在“走出去”中的角色是服務。在實施“走出去”戰略的過程中,我國政府首先必須學習跨國公司與母國之間的協作發展經驗,努力創造使中國企業成功“走出去”的環境,并進一步深化促進中國企業國際化經營的改革。根據很多國家的經驗教訓,為更有效地實施“走出去”發展戰略,我國有關部門要考慮解決好以下幾個大問題:
建立保障機制,維護企業合法權益
加快境外投資、對外承包工程、對外勞務合作等方面的立法,盡快改變我國企業從事國際化經營無法可依的局面。充分運用我國在世貿組織中的權利,加強多邊、雙邊經貿磋商,減少和排除境外各種貿易投資壁壘。抓緊簽訂投資保護協定、避免雙重征稅協定、司法協助協定、經濟合作協定、貿易投資協定、社會保險協定等政府間協定,為我國企業走出去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放寬對外投資審批政策,簡化審批程序,增加審批透明度
首先,應當按照合法和效能原則合理劃分和調整各有關部門的職能,簡化程序,縮減審批內容,減少環節,改善管理,強化服務。其次,按照合理原則,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參照有關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審批漸進自由化的做法,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現行對外直接投資審批制度微觀化的問題,進行符合對外直接投資規律的合理審批。再次,按照責任原則,在重視對外投資項目的前置審批同時,更要加強事后監管。最后,按照監督原則,明確對外直接投資審批的條件、程序,公開、公平、公正、透明、規范地審批,便于社會監督。
增強對外投資政策的獨立性
我國現行境外投資政策目前只是與對外投資有關的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有機組成部分,但缺乏相對獨立性,因此有一定局限性。我國政府可以通過借鑒國際經驗,設計出符合我國國情的、相對獨立的對外投資政策,或與貿易有關的對外投資政策
進一步完善我國海外投資的金融服務體系
這主要包括:按照國際慣例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資的政治風險擔保制度、擴大國內企業在境外投資的商業信貸資源、進一步完善為企業跨國經營提供的信用擔保制度、正確執行企業授信政策、改善買方信貸政策、放寬外匯管制等。
接受實物支付
改變我國企業在境外投資和境外工程承包活動中不能接受實物支付,包括國內經濟發展急需的戰略物資如石油、木材、化肥和食用油進口的現狀,更多地采用在當地經濟技術合作項目下接受實物支付的方式,實現資源互補。
完善對外投資管理體制
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應對各種所有制類型的企業均實行國民待遇,將民營企業納入對外投資管理體制的范圍之內,掃除對外投資管理的“盲區”。
設立為企業海外投資提供信息咨詢服務的專門機構為企業提供信息、法律、財務、知識產權和認證等方面的服務。加強政策培訓和人才隊伍建設,幫助企業培養一支能夠開展跨國經營的高水平企業家和管理人員隊伍。鼓勵在境外屬地化經營,利用當地智力資源,滿足跨國經營對人才的需要。
建立政府與企業新的協調配合關系
在全球化的今天,面對國際慣例,我國企業想“走出去”,沒有政府的支持和協調行動,要在全球站穩腳跟并奪取競爭的勝利將是困難的。因此,改善國家對企業的支持方式以及與企業的聯合和協調行動必不可少。
風向篇:細看跨國公司的新動作
跨國公司國際生產一體化的迅速發展,是近年來國際直接投資的一個顯著特征。它是跨國公司面對全球經營環境的變化所作出的戰略調整。總體上看,有三大因素直接影響了跨國公司國際經營戰略的變化。第一個因素是經濟自由化。第二個因素是技術變革。特別是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大大降低了跨國經營的管理成本和運輸成本。第三個因素是競爭的加劇,迫使企業朝著靈活、高效、反應迅速的方向不斷變革。在三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跨國公司國際生產一體化出現了一些新特點:
從全球生產價值鏈的角度合理配置資源
在競爭壓力的影響下,跨國公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面臨重要的選擇,內部化還是外部化,專業化還是多元化?國際生產體系發展的趨勢之一是走專業化道路,集中資源以加強核心競爭能力。在生產價值鏈的技術開發、產品制造和市場營銷三大環節中,跨國公司更多的是“抓兩頭”,即緊緊抓住技術創新、技術標準的制定和推廣、新產品的開發和升級,同時,控制產品銷售渠道,在品牌管理、市場營銷甚至售后服務幾個環節上不惜重金。
通過“外包”業務,提高企業的靈活性
外包是指企業由原來內部生產和經營活動轉變為從外部供應商處購買。外包戰略的實質是重新確定企業的定位,截取企業價值鏈中比較窄的部分,縮小經營范圍,重新配置企業的各種資源,將資源集中于最能反映企業相對優勢的領域,構筑自己的競爭優勢,獲得企業持續發展的能力。
合同制造商在國際生產體系中的作用突顯
合同制造商是根據供貨合同,為客戶提供商品和服務。合同制造商與貼牌生產商(OEM)的區別是:它們本身也是跨國公司,在世界安排研究與開發和生產基地。合同制造商的優勢在于,它同時為不同的客戶提供產品,因而享受較高的設備利用率和使用效率。同時,合同制造商還開發新的加工技術,在必要的情況下,為其主要客戶開發新產品,并承擔與產品制造相關的其它業務,如物流和訂購,以及產品的售后服務。因此,合同制造商不僅有規模經濟優勢,還具備相當的技術創新能力。
在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和技術信息化等因素的直接影響下,跨國公司經營戰略朝著專業化、組織結構扁平化和技術知識密集型方向發展。合同制造商的興起正是跨國公司調整業務,進行戰略性外包的產物。中國企業應該以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為契機,加入到其國際生產價值鏈中。充分發揮比較優勢,以多種形式開展企業間的戰略合作,提高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