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8月19日電 光明日報日前刊登文章，談到清朝末年掌握著最高統治權力的一些人物的歷史評價問題，指出慈禧決不是站在歷史潮流前頭引導社會前進的人物，而把李鴻章說成是明了世界大勢的“最杰出的外交家”，是完全背離歷史真實的。
文章說，上個世紀之交，中華民族正處在深重的苦難之中。為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中國人經歷過艱難的求索。在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不能回避對當時掌握著最高統治權力的一些人物的歷史評價。例如，對于作為清王朝最高統治者的慈禧太后應該怎么看？對于十九世紀后期實際掌握清王朝軍政外交大權的李鴻章又怎么看？不弄清楚這些人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就很難對中國走向共和的歷史面貌有確切的了解。
文章指出，不能說慈禧沒有做過一點兒好事。可是，作為封建專制統治的政治代表，慈禧決不是站在歷史潮流前頭引導社會前進的人物。慈禧盡心竭力維護的是“大清王朝”的統治，而這個時候，“大清王朝”已經走到末日，成為歷史前進的絆腳石。我們決不能把“朝廷”同“國家”混同起來，以為一心致力于鞏固和維護“大清王朝”就是夢想著實現“國富民強”。“國家”和“朝廷”有一致的一面，又有根本的區別。
對清朝政府來說，有時為了“朝廷”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顧以至犧牲國家民族的利益。時人文廷式在《聞塵偶記》中記載：甲午戰敗，有人在城門上貼出一聯：“萬壽無疆，普天同慶；三軍敗績，割地求和。”不久，又有一聯：“臺灣省已歸日本，頤和園又搭天棚。”
文章說，八國聯軍侵占北京后，慈禧為了維護“大清王朝”的統治，不僅急于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而且竟在煌煌上諭中寫上“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那樣不顧臉面的話，聽憑列強予取予求，使當時許多愛國者感到蒙受奇恥大辱。這哪里談得上是追求“國富民強”？
文章認為，李鴻章從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運動起家，稍后成為“洋務運動”的主角，對中國現代化的最初起步作出過自己的貢獻。而在對待帝國主義侵略的問題上，他始終堅守“力保和局”的宗旨，奉行“外須和戎”的外交方針。李鴻章的貪婪聚斂是有名的，當時甚至有“宰相合肥天下瘦”(李是安徽合肥人)的說法。他在“自強”旗號下一手訓練起來的、用洋槍洋炮武裝的淮軍，腐敗不堪，只能用于對內鎮壓，在對付日本侵略時幾乎一觸即潰。
當列強將侵略戰爭強加到中國人民頭上的時候，他一味避戰求和，甚至命令北洋艦隊在黃海海戰后“不得出大洋浪戰，致有損失”，并多次簽訂損害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的不平等條約。對此，李鴻章有著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中日馬關條約簽字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咄咄逼人地說：“中堂見我此次節略，但有允、不允兩句話而已。”李鴻章就其中兩項辯駁。伊藤說：“駁只管駁，但我主意不能稍改。”李鴻章隨即在請旨的電報中提出：“其愈逼愈緊，無可再商，應否即照伊藤前所改訂條款定約，免誤大局。”朝廷批準了他的意見。四天后，他便在條約上簽字。
文章據此認為，把李鴻章說成是明了世界大勢的“最杰出的外交家”，甚至把他描寫成“忍辱負重”、有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高尚情操的“悲劇英雄”，是完全背離歷史真實的。
至于“弱國無外交”的問題，李鴻章作為一個弱國的政治代表，他的外交活動勢必受到極大的制約，我們不能要求李鴻章做他無法做到的事情。但是，即使是一個弱小的、落后的國家，也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和志氣，決不是對列強種種侵略要求只能俯首帖耳，逆來順受。否則，汪精衛之流也可以被看作“悲劇英雄”了，那還有什么是非可言，還有什么民族自尊自信可言？
且不說古今中外歷史上，弱小的國家和民族在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的激勵下，團結抗爭，以小勝大，以弱勝強的事例屢見不鮮，就是有些斗爭雖然失敗了，但抗爭者那種寧死不屈的精神，對后來者也起到了巨大的激勵作用。這些人不愧為民族的脊梁。就是在同一時期，在對外交涉中，也不乏竭力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從而在外交斗爭中取得局部勝利甚至重大勝利的人。如曾紀澤、楊儒的對俄交涉，特別是左宗棠不顧李鴻章等人的反對，從外來侵略者手中收復新疆的巨大勝利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文章強調，在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不同階級的代表人物所想的并不是一回事，探尋的也是不同的出路。不管慈禧是否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樣“慈祥”、“溫馨”、有“高雅情趣”，作為封建專制主義的總代表，她只能是共和的對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