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19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今天刊出旅美資深時事評論員司馬達的評論文章，分析一位美國《紐約時報》記者中國觀的改變；文章批評帶著有色眼鏡、對中國成就視而不見的觀點，并認為，觀察中國要從事實出發，既不縮小，也不夸大，只求從事實中得出結論。
最近在法國埃維昂舉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首腦對話時，國際輿論界出現了G8集團應有中國參加的論調。其中喊的最響的要數《紐約時報》記者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按照紀思道的說法，中國沒有理由不能成為G8集團成員。
這名美國大報的有名寫手，為何對中國如此垂青？作者介紹說，紀思道在《紐約時報》已經干了近20年，曾先后出任過駐香港、北京和東京的首席記者，對中國和亞洲問題頗為了解。如果回顧一下紀思道的報道，人們會很容易發現他對中國看法的變化。13年前，紀思道正好在北京，眼看著中國在一場風暴之后遭到美國制裁和西方抵制，在國際上孤立了，紀思道就從北京發出了這樣的議論：“如果不是根據國家面積大小，而是按其重要性來劃定的話，世界地圖就得重新繪制，中國過去一年內戲劇性地縮小了，中國已不再是原來那么重要的國家了”。
紀思道諷刺中國縮小了，也許有點幸災樂禍。但世間的事物是會變的，變大變小，變好變壞，取決于客觀形勢和主觀條件。到了1993年，在鄧小平南巡一年之后，中國經濟開始呈現高速增長和一片欣欣向榮之勢。紀思道看到這股勢頭，論調開始轉變。他在美國著名的外交季刊上寫道：“中國現在以8%的發展速度，至少可以持續幾十年”，如果它的GDP每21年就翻五番，“中國興起”的勢頭繼續下去，那么國際社會就需要考慮如何“對付”一個“新興強國的抱負”和挑戰。
文章說，紀思道和那些自命不凡的中國問題觀察家不同，他不是單憑理念和想像來對中國作出評價，而是保持著與中國的接觸，從中國的現實發展看中國的未來。去年12月，他懷著一種想看看中國新舊對比變化的心情，重返1992年他曾經去過的湖北大別山貧困地區，探望一家姓戴的農民。
從前他看到的是一幅難以相信的赤貧現象：一家人住在用泥巴壘成的簡陋房子里和一頭小豬同室而居；出門辦事要爬兩個小時山路；6歲的女兒曼菊因為繳不起一年13美元的學費只好停學。而現在，他們全家已住進了6間磚房，有電燈和電視；曼菊學了會計，在廣東工作每個月可以掙125美元；離家不遠就有公路，村里還有人家裝了電話。今昔相比，真是天壤之別。
文章說，紀思道的眼光并沒有只盯在中國沿海地區。如果只有深圳、廣州、上海、北京和沿海地區的繁華，而廣大農村與偏遠地區改變不了貧困落后的面貌，那中國只能說變了一半。只有像大別山地區那樣的窮鄉僻壤也富裕起來，像曼菊那樣的千千萬萬孩子都能上學、成材、有工作做，中國才能從整體上發生變化，走向繁榮富強。
紀思道看到了中國的巨大變化，但他沒有使用“威脅”的字樣，沒有參加“中國威脅論”的大合唱。但文章也說，從西方的利益出發，可以感覺得到他對中國強大發展的前景及其不穩定性的隱憂。
文章作者認為，中國發生了令人難以想像的巨大變化，但中國依然存在著很多的問題和困難，這是兩點論。外國人既不應當只挑中國的毛病而抹殺它的成就，中國也不應該只炫耀自己的成就而不讓外國講它的缺點。承認中國的發展成就，再在發展中看中國存在的問題，這應該是觀察中國的基礎與核心。如果像某些人帶著有色眼鏡，一口咬定中國必將“崩潰”，而對中國眼前的成就視而不見，那是自欺欺人。
作者說，紀思道既非中國的敵人，大概他也不認為自己是親中國的朋友。他的可取之處是觀察中國從事實出發，既不縮小，也不夸大，只求從事實中得出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