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讀指引：非典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有一種改變卻令人飽受委屈：那些戰斗在非典一線的醫務工作者及其家屬、康復患者甚至在外地的廣東游客，受到了各種各樣的“區別對待”———被拒入住酒店、被拒于婚宴、被的士拒載、被幼兒園拒收、購物遭拒、被同事拒于千里之外……這一切令他們始料不及。
對非典地區人群的種種“區別對待”是正當防護還是防護過當，甚至是歧視？各方面人士都各抒己見。不論如何，在此全民抗非典的非常時期，尤其需要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與關愛。
各地非典隔離措施
●沈陽疫區人員入住指定賓館
從4月27日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向來自疫區人員提供借房、租房或擅自容留疫區人員。
凡進入本市的疫區人員必須到政府指定的賓館住宿，其他賓館、飯店、旅店、招待所及山莊、度假村等場所一律不得容留疫區人員住宿，對擅自容留的，除沒收非法所得外，予以停業整頓。堅決取締無照經營的地下旅店。
●海南嚴格控制外出旅游考察
從4月28日起，嚴格控制外出開會、旅游、考察活動；凡從有“非典”病例發生地區旅游、出差、務工或上學返瓊的人員，由所在單位或居委會(村委會)進行登記和向所在地街道、鄉鎮社區衛生院(衛生服務中心)報告，并在家接受流行病學觀察兩周。
●哈爾濱疫區人員進入需隔離兩周
哈爾濱市將于近日實行陸路、空路、水路封閉檢查，對火車站、機場、公路客運站、碼頭、城市出入口等重點部位嚴密監管，凡從疫區進入哈市的人員，一律進行兩周時間的隔離留驗觀察，期間費用個人自理。
●武漢四疫區來(回)漢者一律隔離
從4月28日起，所有來(回)漢人員一律無條件接受體溫測量并填寫《健康登記表》。4月14日來(回)漢人員，也在追加填報之列。
所有從廣東、北京、山西、內蒙古等“非典”發生重點區域來(回)漢人員，一律實行隔離觀察，隔離觀察時間為14天(從回漢之日算起)。
●上海來滬人員需觀察兩周
凡從疫區回滬、來滬的人都必須進行二周的觀察，每個市民一旦發現有疑似非典癥狀的人，必須迅速上報。
●杭州廣交會回杭人員全部體檢
對來自非典高發地區的人員的進行嚴格監測。全省各地對參加廣交會的5000名返回人員全部進行體檢。
遭遇：非典地人群處處被拒
廣州游客云南受阻
如果不是因為從4月23日至24日隨團在云南旅行時被多家賓館、酒店婉拒入住，原定8天的云南游最后不得不倉促中斷折返廣州，廣州市民林先生等11人可能至今也難以體會到“非典”對自己的生活造成了那么大的影響！
據了解，不光是參團游客，還有許多在外省進行自助游的廣東人也受到了“區別對待”：酒店不讓入住，景點謝絕參觀。所有的原因都是一樣的：廣東是疫區。
廣東人打的被拒
幾位廣東游客日前在南京街頭打的，當的士司機聽到他們的廣東口音時，馬上說：“我不去了。”
醫師女兒被幼兒園拒收
市一醫院一位在抗非一線的醫師有個3歲的女兒圓圓正在讀幼兒園，但天真活潑的圓圓最近也遭受了“區別對待”———
一天早上，幼兒園老師把她叫到門外，問她：“你這兩天有沒有見過爸爸？”圓圓說有，老師馬上打電話給圓圓的媽媽讓她把孩子接回去。圓圓的媽媽氣憤道：“這算什么？簡直是沒有人道！”
護士赴哥哥婚宴被攔
2月18日，是廣醫附一院監護中心蘇翠平哥哥的結婚大喜日子。結果，興沖沖跑去參加哥哥喜宴的翠平很快又兩眼通紅地跑回來了。姐妹們覺得不對勁，再三詢問，翠平當場痛哭起來。原來母親害怕她帶菌傳染上宴席上的賓客，硬生生在酒店門前把她當瘟疫趕了出來。
醫院工作人員購物遭拒
中山二院的總務科科長徐雪飛告訴記者：“有一天，有位病人想吃酸蕎頭，我們食堂一位工作人員到商店去買。東西都拿好了，工作人員請售貨員開張發票，寫明是‘中山二院’。對方一聽，馬上說：‘你是中山二院的，快走開，快走開！’”
中山二院的12層因為曾做隔離病區，天花板已被消毒水腐蝕了，需要重新裝修。可是工人去買裝修材料時，對方一聽是中山二院的，也是同樣反應：“不賣！”
對醫師家屬避之惟恐不及
中山二院呼吸內科主任李建國說：“我太太剛換了單位。有一天，她在原單位開會，和同事說了我得病的事，周圍的同事一下子都走開了，不愿和她坐在一起。后來她調到新單位，再也不敢告訴別人我是個醫生。”
呼吸科的人不要上這廁所
李建國主任告訴記者，現在呼吸科的同志都不敢坐單位交通車了，因為上了車別人也會用眼神示意你下車。“為了避免不愉快，我們只好自覺一點吧。”
同一層其他科的同事還對我們科里的人說：“叫你們科里的人不要上這廁所！”大家只好跑到其他樓上廁所。
有時候，其他科的同事會開玩笑說：“把呼吸科趕出這棟樓！”“我們死也不要和呼吸科在一起了！”有一天中午午休時，我剛在值班室打開折疊椅，馬上就有人說：“您不要在這兒睡。”
心聲：我們需要尊重與理解
康復患者：出了院沒有人愿意和我接近
“我在病房里非常孤獨，但是出院兩周以后，精神仍然非常孤獨。”一位非典康復患者這樣告訴記者。他說，我在病房的時候，是孤零零的一個人度過了20天，誰知道出了院，已經過了隔離期，以前的同事見了我仍然像見瘟神一樣，遠遠看到我都繞道走，連個招呼都不肯打。沒有人愿意和我接近。
盡管出了院，我仍然覺得自己失去了很多自由。
抗非衛士：不希望自己的工作連累家人
廣醫附一院呼吸疾病研究所的主治醫師楊勁松說，這次非典事件讓外界對醫療界的態度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可我認為醫護人員的工作還需要更多的理解。
因為現在許多普通市民對這個病并不是很了解，很容易就被傳言左右。我周圍有同事的小孩在幼兒園和小學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希望這種情況不會出現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我兒子已經六歲了，今年秋季就要入學了，我擔心學校知道他父親是做這一行的反而會區別對待他。我現在打電話給兒子都不敢對他說自己在做什么，擔心他又和其他的小朋友去說。楊醫師說，我們不希望自己的工作連累家里人，讓他們受委屈。
中山二院呼吸內科主任、非典診治小組組長李建國曾因搶救病人不幸被感染，最后終于康復又重返抗非一線。從醫師———病人———醫師走了一圈的李建國對非典前后自己受到的“區別對待”感觸尤深。
李建國主任說，同事們或者熟人們有意疏遠我們，其實我能理解，但是聽了一些話以后我還是非常難受。畢竟大家都是一個醫院的，還是要好的同事，平時也是有說有笑的。如果他們能換一種態度可能我們會好受一點。其實我們已經盡量少在公共場所活動了。
抗非一線家屬：這句話太傷我自尊了
廣醫附一院呼研所一位主治醫師的妻子劉大夫是海珠區一院的婦產科大夫。她說：“同事們都知道我老公是呼研所的醫師。過完春節那陣，就有同事問我老公有沒有回家住，我說有。她們就說：‘那你最好還是不要回來上班了。’
真的，這句話太傷我自尊了。因為我知道老公是做這一行的，大家都是有家有室的，有點忌諱是能理解的。但是她們這么一說，我就覺得很心酸。當時我就說了一句氣話：‘那好，我明天不上班了。’
剛好第二天是我補休，就在家呆著。同事們以為我真的生氣了，馬上打電話到家里，說只是開玩笑的。其實這些玩笑放在平時我可能不會介意，但是現在我想自己老公這么辛苦，我們為了防止傳染把孩子都送走了，我們在家里也是時時注意。但還是不被人理解，就覺得蠻委屈的。”
探因：對非典認識不明引發恐慌
截至昨日，在新浪網進行的“非典在國內的蔓延情況令您感到恐慌嗎？”的專題調查中，共有26643人參加投票，認為“沒必要恐慌，但不能大意”的占了47.27%；認為“有點緊張，感到壓抑”的占了37.98%；表示“非常害怕，感到難以控制”的占了8.93%，認為“對我正常生活沒任何影響”的占5.83%。
據分析，非典引發的恐慌情緒主要是因為傳染途徑還不明了，疫苗在短時間內還無法研制出來。而學術界、醫療界對非典的認識也存在分歧———
潛伏期會否傳染？
4月初，每個廣州市民都領到了由醫學博士耿慶山編著的《非典型肺炎防治指南》，在第7頁的“非典型肺炎的兩個傳播渠道”中，提到：“非典型肺炎的潛伏期平均為4天，可長達11天，在潛伏期內是不會傳染的，只有在病人病發、發燒后，才開始傳染。”
但緊接著，4月21日北京中醫藥大學東方醫院呼吸熱病專家、疑難病研究室主任周平安教授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非典的潛伏期有所增長，為2-21天，非典在潛伏期已具傳染性。
非典康復者會否再度感染？
4月20日，中國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接受央視一套“面對面”節目采訪，表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康復者被再度感染的情況。”
但到了4月25日，香港大學研究發現非典病毒有6個變種，專家由此推斷，非典型肺炎的康復者有可能在康復后，再受另一種病毒成員侵襲，造成重復感染的現象。
觀點：“區別對待”眾說紛紜
“區別對待”屬防護過當廣州市政協科教文衛體委員會辦公室江曉芬主任：不讓疫區游客入住酒店、不讓醫師子女上學、不肯賣東西給醫院……種種行為，顯然是防護過當了。現在抗非的形勢非常嚴峻，容易出現由于強調嚴格防范而導致過當的行為，出現偏差。所以大家在進行防護時一定要把握分寸。
主要是因為大家對這個病還不了解，所以才會恐慌。如果知識多一點，非理性的成分就可以少一點。
有些委屈還得先忍著
暨南大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吳漢民博士：某些行為在非典時期需要非常理解。現在全國各地都出現了非典病人及疫區居民被區別對待的情況，但社會不能將這種行為簡單視作“歧視”，如果是在可以容忍的限度內，當事人也最好采取諒解的姿態。
對非典的過當防護和對艾滋病人(感染者)的排斥是有本質區別的。社會上有些人歧視艾滋病人(感染者)，部分原因是因為艾滋病的感染途徑是特定的，有人認為“這是一種不道德的病”。我們提倡不要歧視這類人群，是因為只有寬容才有利于病人進行診療，避免造成更大的傷害。
而對非典的過當防護，其目的也是為了避免病毒的擴散，其出發點也是好的。
不可避免，在非典時期的某些防護工作會影響到人們權利的實行，有時候還會帶來情感傷害。如果要判斷是否需要繼續進行下去，就應該將“因不防護造成的傷害”和“因防護過當產生的傷害”的大小進行比較，兩者取其輕。
非典是一種突發性流行病，這種非常時期相信不會持續太長時間。目前來看，公共安全永遠高于個人權利，在非常時期不能把個人權利泛化，有些委屈還是得先忍著。
防范指標欠缺導致人人自危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唐興霖副教授：非典時期會出現這種防護過當、人人自危的情況，主要還是因為我國還缺乏關于疫情的防范指標體系。
如果有了一套完整的指標體系，在非典流行時，病人、醫護人員、疫區居民，應該做什么，應該怎樣做，就會一目了然。大家就知道自己有哪些責任，可以享受什么權利，哪些行為是違規的。
中國現在實行行政負責制。在指標體系還沒有建立之前，疫區以外的人出于防護的目的，采取一些措施拒絕來自疫區的人士，這也是無可厚非的。因為在非常時期，拒絕也是一種權利。
政策：主動隔離是一種義務
當非典在中國有蔓延之勢時，中國政府對部分地區及人群實行了隔離。
在不少人的意識中，“隔離”是一個帶有強烈傾向性的詞匯，它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歷史上的種姓隔離、種族隔離以及其他形式的人群隔離制度。但在非典時期，病人、疑似病人和非典有過密切接觸者主動進行隔離，已經是市民的一種義務。目前隔離政策在中國得到了人們的普遍理解與接受。
據悉，不僅中國內地的一些省份，中國香港、臺灣、澳門地區以及美國紐約、新加坡、澳大利亞、挪威等地也紛紛采取種種強制舉措對非典接觸者或來自非典地區的人群實施隔離。
4月26日，在廣州市政協十屆一次常委會召開的當天，在廣州市第十二醫院工作的市政協委員王兵給市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發來了一封急信：“今天我科一位術后第五天的骨折患者，昨晚突發高燒，白細胞下降，很有可能懷疑是非典，病人已被隔離。因我接觸過該病人，為保險起見，我今天就不參加政協常委會了，免得把這種可能性帶給大家。我和我們科的其他一些工作人員可能也要被隔離幾天，但愿一切平安無事，要么對我科工作影響很大，更何況我家那兩個寶貝女兒今年一個要高考，一個要中考。”
(文章原載于《新快報》，作者：朱向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