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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嵎生
“公共外交”現在已成時髦語,外交部的“公共外交辦公處”不久前已升格為“公共外交辦公室”,學術界也成立了“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這都是好事,是中華民族復興的需要,也是時代和平與發展的需要。
但究竟什么是“公共外交”?它的實質是什么?它是中國過去不懂、或者說過去沒有過的一種“新型外交形式”嗎?是現在才應運而生的嗎?
前一個時期,美國有人提出在國際關系中要運用“軟實力”,我國有一些人迅速跟進,說什么中國缺少這一課,現在要學習,要趕快補上。這些人如果是不大關心國際形勢和中國外交的人,完全可以理解。但說這些話的人,有不少是“明星專家學者”啊!上個世紀50年代,新中國初登國際舞臺,即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求同存異”。這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和為貴”與“和而不同”思想在新的歷史時期的運用和發展,是新中國強大的“軟實力”,影響了幾代人的思想和國家行為,至今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近十多年來,中國提出“國際關系民主化”、“發展模式多樣化”、特別是努力“構建和諧世界”的理念,更是中國“軟實力”的突出表現。
同樣,現在人們在談論“公共外交”時,也出現類似的誤區。有些話看似“新穎”,細一琢磨,就覺得不對勁。說中國“公共外交”現在才應運而生,是什么“新型外交形式”,似乎缺少了一點歷史唯物主義和發展觀。
新中國建立初期,中國就成立了“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和“中國人民外交學會”,這是中國“公共外交”非常出色的表現,為中國開創外交工作新局面和國際友好合作立下了汗馬功勞,也為中美、中日等多國關系正常化做出了杰出貢獻。現在人們稱道的中美“乒乓外交”和中日“民間外交”就是例證。截至目前,中國已與126個國家建立了1717對友好省州和城市關系,國際友好城市活動已成為中國“公共外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公共外交”一詞20世紀60年代中期在美國出現,美國人有時也把它稱之為“民間外交”。現在我們“進口”了,這沒有什么不好。但不要忘記,這個“版權”并不是美國獨家的,也不是中國沒有過的。只是時代不同了,內涵豐富、發展了。
由于經濟全球化和信息科技的迅猛發展,“公共外交”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主要有三:一是非政府組織遍及全球,異常活躍;二是各種網絡如雨后春筍,勢不可當;三是人民大眾參與外交越來越廣泛和深入。中國政府有老傳統,有新認知,正在努力適應和開拓,做得不錯,受到民眾普遍歡迎和支持,預期會做得更好,國際影響也會越來越大。
從正面說,大力開展“公共外交”,首先,有利于向世界呈現一個“真實的中國”(既不是“浮腫的中國”,也不是“骨瘦如柴的中國”,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中國——發憤圖強、尋求和平與發展以及“合作共贏”);第二,有利于學習各國先進經驗和文化;第三,有利于促進雙邊和多邊的共識,消除誤解,化解矛盾,增進友好合作;第四,也很重要,那就是有利于進一步加強外交決策的民意基礎。這四個“有利于”是“公共外交”的主要價值。
從反面看,“公共外交”是一場已經打響的“沒有硝煙的戰爭”。據了解,有幾個大國正在采取各種手段,拉攏甚至收買大批中外人士,有計劃、有目的地在網絡上與我們對陣,宣傳它們的所謂“普世價值觀”,歪曲中國外交政策和發展道路,挑撥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特別是中俄、中印和中越關系,甚至不擇手段,刺激中國人在某些方面的浮躁情緒,誤導輿論,欺蒙群眾,渾水摸魚。
因此,“公共外交”可以而且也應該是全方位、多形式、有大方向和針對性的,它牽涉國家形象和整體利益,也牽涉我們時代的精神。當然,我們首先要從正面看待,大力開拓。但也不能太天真,需要提高必要的警惕,認真防范;需要有正確的指導思想,加強正面引導。千萬不能隨波逐流,人云亦云。
英國已故首相丘吉爾曾意味深長地告誡他們國家的媒體說:新聞是沒有的國界的,記者是有祖國的。在當今時代,我想,“公共外交”是自由的,“參與者”也是有祖國的。
(摘自《半月談內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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