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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明路線的受惠者

　　在羅伯特·基特利之后，1979年，經過層層審批，《華爾街日報》成為首批獲準在華設立辦事處的西方媒體。此后，原先撤出中國的西方媒體機構紛紛回到北京。

　　“過去不可能跟現在來比。”這是香港報人、專欄作家秦家驄常掛在嘴邊的話。1940年在香港出生的他，是北宋著名詞人秦觀后裔三十三世孫；而他更廣為人知的身份是中美建交后中國政府接受的第一個美國華裔記者，《華爾街日報》駐北京機構首任負責人，直到1983年。

　　1979年4月，秦家驄飛到北京，和《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洛杉磯時報》記者一起，成為第一批來到“文革”后中國的美國記者，在當時中國首都最高的、18層樓的現代化建筑物──北京飯店設立了《華爾街日報》辦事處。“每個人兩個房間，一間辦公，一間居住。我們一直住到了1980年，然后就搬到了建國門外的外交公寓。”秦家驄對記者回憶道。

　　那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時代，中國正處于戲劇化的變化之中。人們長期被壓抑的情感爆發了，街頭出現了非官方的出版物。

　　秦家驄在報道中國的空余時間里，也在從事著個人歷史的發掘──打電話、寫信、會見一些人。每一次接觸都給他新的激勵。他甚至見到了曾遭受政治迫害、在監獄里蹲了二十來年的兩個同父異母的哥哥。他們于1979年秋獲釋，是鄧小平開明路線的受惠者。

　　“那時候，沒有新聞發布會，沒有人主動給你提供消息，你不可以隨便旅行，你不可以離開北京，你到上海、天津去也要申請批準。全國你只有一個電話號碼，就是外交部新聞司的電話號碼，采訪什么人、到什么地方都要經過他們批準和安排，甚至在北京也不能直接采訪。”秦家驄說。

　　“其實我1981年就想離開了，沒有新聞可寫，這是記者最苦惱的事情，但沒有人接替我。當時，我們能看的報紙只有兩種：《人民日報》和《工人日報》，我們請人翻譯報紙，找感興趣的新聞，再找機會采訪。”

　　有一次他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一條消息，說是一個工廠出現了新技術，就直接找了去。但工廠表示不接受外國記者采訪，讓秦家驄直接翻譯《人民日報》的消息。

　　“《華爾街日報》不是《人民日報》的英文版，要有自己的觀點，我要深入了解。” 秦家驄試圖說服他們，“哪怕你們把《人民日報》上的話再說一遍也行，可他們說什么也不同意。”

　　當然并不是所以采訪都無果而終。1980年時對曹禺的一次采訪，就輾轉成功了。當時，秦家驄和曹禺已經很熟悉了，經常一起吃飯、看戲。但是，曹禺說“朋友歸朋友”，要接受一個外國記者的采訪，就必須通過正式渠道通知他。

　　秦家驄只好把電話打到外交部新聞司，然后就是等待批準。外交部的工作人員按照程序聯系了北京市外辦，北京外辦又找到某個戲劇組織。不知道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有個人說了不。

　　秦家驄不甘心。轉天，他見到了曹禺，還是堅持采訪。后來曹禺告訴他，外交部又把電話打到曹的家里，說有個外國記者要采訪他。外交部問清楚是 “小談”而不是“大談”，就答應了。

　　1983年，秦家驄離開《華爾街日報》，離開了中國。此后的幾年，秦家驄埋首寫作，出版英文專著《一個中國家族九百年的生活》，“用家族史來寫中國的歷史”。如今，秦家驄長居香港，為《南華早報》等報紙寫評論，視線從來沒有離開過中國。

　　秦家驄離開的那一年，現任《華爾街日報》和道瓊斯通訊社中國主編的安迪·布朗，來到了北京，他曾先后在路透社、《華爾街日報》做財經記者，對在外交公寓的生活印象深刻，“從60年代開始吧，就有了外交公寓”。

　　到文化大革命前，極少數受到邀請的外國記者來中國必須要住在那里，接受統一管理。“‘文革’結束后，一直到80年代，外國記者尤其是西方記者都被要求在外交公寓居住、工作。”布朗與秦家驄有相似的感受，“那時候想離開北京到其他地方采訪都很困難，很多部門也不對外開放。”

　　安迪·布朗到中國后的第二年，伊安·約翰森來到北京大學做交換學生，學習中文，“當時我22歲，拿學生簽證，一兩個月就辦好了” 。

　　伊安到中國學習中文是受父親的影響。當時，他的父親為香港一家公司工作，經常到香港出差，“他帶回的中國照片和中國開放的故事吸引了我。而且中美那幾年正在重建關系，中國變得越來越重要。”后來，伊安·約翰森主攻中國經濟改革問題，拿到碩士學位。

　　從1994年到2001年，他先后擔任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和《華爾街日報》駐中國的記者，“我之后又調任駐柏林記者，輾轉多年，2009年又回到北京。不知道是我越來越習慣這里，還是北京變得越來越習慣我們？”

　　就在伊安·約翰森剛剛來到中國的1984年，《時代》周刊4月30日刊登了名為“中國的新面孔”的封面照片：一個頭戴鴨舌帽、身穿軍大衣的普通中國人手拿玻璃瓶可口可樂，在長城上面露微笑。

　　在西方人看來，那時的中國人開始擺脫“Blue-Ant(藍螞蟻)”的稱呼了。

　　藍螞蟻，是法國記者羅拔·紀蘭對中國眾多描述中的一個。這個慣于記錄細節的法新社記者，在1955年出版名為《藍螞蟻——紅旗下的六億中國人》的書，稱“紅色中國是一座‘螞蟻山’，而6億民眾是棲息其中的‘藍螞蟻’” ，“不管走到哪里，人們都穿著藍布衣服。姑娘們也穿著長褲，除了下垂的頭發或農民式的辮子，她們穿得跟男人一模一樣。”

　　此后20多年間，類似書籍在西方持續暢銷，這個比喻也屢見于西方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