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政策
“逃港”不斷發生,終于令邊境封鎖的政策開始松動。
1961年開始,寶安縣開始放寬邊境管理,與香港發展小額貿易,提高農民收入,遏制逃港潮。農民一個月可以去香港5次,每次可以帶回5塊錢的東西,一次可以帶5斤重的物品回來。
1961年至1963年,從香港過境來的旅客明顯增多,“大部分都是帶著糧食來救命的”。時任羅湖海關檢查員的朱自然說,自然災害那幾年,很多香港居民便帶著成袋的面包、大米回來接濟親戚。
那幾年,寶安人到香港不需要縣公安局同意了,只需寫個簡單申請,蓋大隊公章即可自由到香港耕地,同時在完成國家任務后,多數群眾都可以名正言順地拿自己生產的產品到香港去賣,從香港換取生活必需品,改善生活。以前被視為走私的物資都可以公開出口了。
到1963年初,廣東省委全面開展打擊“投機倒把”運動,羅湖橋上的這些土政策基本被叫停了。等到再次提出改革開放,那已經是1979年的事情了。
2008年,深圳市史志辦公室研究人員詹延欽通過翻閱大量原始檔案,并采訪原寶安縣委的老領導,披露了這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當年的開放與今天明顯不同,那是基層政權為解決群眾溫飽而進行的大膽創新。”詹延欽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一車兩面”
1968年,初中畢業的陳煥參軍后被調入羅湖口岸負責拍照,特殊的崗位讓他見到許多不為人知的逃港命運。
建國后,每天都有列車經過羅湖橋往香港運送蔬菜和鮮活禽蛋,列車到達深圳后,要先在北站休整集結。外逃的村民大都是以茫茫夜色為掩護摸上暫停的專列貨車,甚至藏在列車水箱中冒險隨車進入香港。經常有人被火車擠死,許多是外地人,連身份證明都沒有。
發現逃港者死亡,邊檢部隊就會請陳煥去拍照取證,鏡頭里的慘象經常讓陳煥唏噓不已。
“都是窮怕了。”陳煥說,沒有及時發現的尸體運過河后只好埋在深圳河南岸。直到目前,深圳河南岸,離羅湖橋不遠的江背嶺上,還是一排排墓碑面向北方。
陳煥記憶深刻的不僅有逃港者,還有羅湖橋上的文革旋風。“文革時期就連過關的旅客也強令要求先背毛主席語錄,方準出入境。”
來往廣州至九龍的火車則每天都要“變臉”。從香港過羅湖橋,紅衛兵便涌上車去,在火車前前后后掛上毛澤東畫像,貼滿大字標語。火車回到香港境內,香港工人便開始忙著洗刷標語,第二日開往內地又復如故,猶如“一車兩面”,橋頭橋尾各不同。
文革之火一度波及香港。香港紅衛兵呼吁批判資本主義,內地紅衛兵擁到羅湖橋上聲援,并一度聲稱要沖過羅湖橋,趕走殖民主義當局。
“很多試圖逃港的人也夾在中間,海關和邊檢的人全部集中起來,幾十人手挽手,在羅湖橋頭組成三道圍墻。連續對峙了好幾天,終于將沖關的人擋了回去。”陳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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