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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一頭連著中國內地，一頭連著香港。30米的木板橋刻下了人世間的悲歡離合，也見證了60年國門開放的曲折歷程

　　本刊記者/王維博(發自深圳)

　　這是2009年9月16日的羅湖口岸。寬敞整潔的通關大廳里，聽不到嘈雜的人流聲，也看不到等候過關的長隊，短短5秒鐘，人們通過簡單的刷卡、按指模、核對面部信息，就可以自助通關，去到那頭的香港。

　　60年前的10月14日，新中國成立后的第13天，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支部隊打到羅湖橋頭，到此止步。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批準羅湖口岸為國家對外開放口岸，從此，羅湖口岸成為連接“外部世界”的“國門”。那時候，羅湖橋的橋面由粗木鋪成，橋的兩端分別由中英兩方的軍、警把守。海關只是一座破舊的小木屋。

　　此后的20多年，偌大的中國，除了北部與蘇聯接壤的關口外，只有與香港相連的羅湖橋，維系著共和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系。

　　“耕作口”

　　1950年，正值學術黃金時期的數學家華羅庚從美國渡洋來到香港，在通過羅湖口岸前夕，寫了一封《告留美同學的公開信》：“朋友們，梁園雖好，非久居之鄉！為了抉擇真理，我們應當回去；為了國家民族，我們應當回去；為了為人民服務，我們也應當回去；建立我們的工作基礎，為了我們偉大祖國的建設和發展而奮斗�！�

　　新中國成立的頭兩年，常有愛國人士通過羅湖橋回到國內，錢學森、李四光、錢三強、鄧稼先、郭永懷等科學家都取道于此。那時，羅湖口岸并沒有明顯的邊境線，更沒有鐵絲網，附近的村民每天可以通過羅湖橋走到河對岸的農田進行耕作，甚至孩子都可以在香港上學。

　　1951年，中國開始封鎖邊境，深圳河兩岸圍上了高高的鐵絲網。這一年，20歲的朱自然從上海海關學校畢業，被分配到羅湖口岸工作。

　　雖然邊境被封鎖，但隔斷不了深圳河兩岸的來往，當時寶安還有4000多畝耕地在香港新界。土改的時候這4000畝土地分給寶安的農民。1951年，寶安經濟生活困難，靠近香港的寶安百姓要求去種那4000畝地。后寶安縣委向省里申請，同意寶安農民過境耕作，并設了7個“耕作口”，農民們憑耕作證早出晚歸。

　　當時，對過界生產的農民，港英當局也沒有加以限制，農民在耕作之余，還可順便到香港游玩，買些東西回來補充生活。

　　“進出關檢查起初也很簡單，由于沒有正式的辦公樓，值班人員長期在車站鐵路邊擺一個木桌，旅客經過一個個打開包檢查。”朱自然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1952年7月，31歲的張愛玲在烈日下走過了羅湖橋。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與傳奇，被鋪天蓋地的標語口號湮沒，而她的身影在異國他鄉漸行漸遠。

　　從1957年起，通過羅湖橋過境耕作的村民發現了兩岸的差距。河的對岸，香港的村民每年能賺13000多元。于是，白天在香港耕作的村民晚上不再返回河的這一邊，有的甚至扶老攜幼，全家都住在香港。

　　今年78歲的姚伯就是通過“耕作口”去的香港，他從羅芳村的生產隊社員變成香港的最底層的工人，只花了一個晚上時間。

　　當時聽到哪個熟人逃港了，他們會開玩笑地說，“他到香港喝咖啡去了�！币Σ�說，從羅芳村到香港，可以走文錦渡，也可以走羅湖橋附近的“耕作口”。白天過去在資本主義地盤上干活，晚上回這邊來過社會主義生活。那邊的東西不許帶過來，就在鐵絲網那邊吃飽了再回來。有時牽著牛過去干活，姚伯就經常就在牛耳朵里塞兩個雞蛋，過去賣點錢。

　　1957年的一天下午，他從羅湖橋附近的耕作口出去，就再也沒有回來。

　　當時最近最安全的路線是從現在的羅湖海關后的深圳河過去，但需要有熟人帶，沒有關系很難。其次是皇崗口岸，但有軍犬把守。再次是梧桐山，路途遠比較危險。最后就是泅水了。姚伯說，他有耕作證，就從羅湖橋附近的耕作口出去了。

　　去香港的人多了，在那邊就成了一個個村子。原來一個村的還聚集在一起，羅芳村的人過去的還叫羅芳村，漁民村過去的也叫漁民村。

　　據寶安縣志記載，從1951年深港封鎖邊境開始，1957年、1962年、1978年、1979年，深圳相繼發生過四次大規模的外逃事件，其中以1979年為最。據官方資料記載，從1951年開始，寶安縣青壯年流失人數為119274人，逃港成功的為6015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