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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與法治的歷史性跨越

　　政治發展上，新中國實現了從封建君主專制到民主、從有限民主到越來越充分的民主，從間接選舉到直接選舉、從等額選舉到差額選舉，從人治到法制、從法制到法治的歷史性跨越。

　　60年來，婚姻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民族區域自治法、安全生產法、勞動合同法、物權法……截至今年3月，我國生效法律已達231部，現行有效的行政法規600多件，地方性法規7000多件。這是人民享有民主、自由和人權的保障，這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基石。

　　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民主制度等，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結構和利益關系的深刻調整而不斷地完善，有力地推進了我國民主法治的規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參與”、“監督”、“公開”、“透明”，“公推直選”、村居委“海選”、“差額票決”，投票制度、選舉制度、聽證制度、政務公開制度、信息公開制度……這些政治生活中的概念，從陌生到越來越習以為常，反映了我國民主化、法治化的風貌，體現了我國政治制度的優勢和張力。

　　當然，我國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轉型的任務尚未完成，社會利益群體尚在分化和整合過程中，政治體制改革在現階段不可能一步到位，因而我國政治體制的優勢和力量尚未充分發揮出來，甚至存在一些弊端，影響了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

　　60年的探索，我們已經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道路，這就是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結合起來。以此為根本原則，不斷完善我國各項政治制度、體制、機制、程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就會彰顯出更大的力量。

　　文化體制變革的機遇與挑戰

　　文化發展上，新中國文化發展實現了從腐朽落后到推陳出新，從千篇一律、整齊劃一到靈動活潑、創新競爭，從“社會主義文化”一枝獨秀到百花齊放、多姿多彩，從“文化大革命”到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大發展的歷史變遷。

　　文藝創作日益繁榮，精品力作層出不窮，文化事業蓬勃發展，文化產業不斷壯大，文化遺產保護成效顯著。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不斷加強，公共文化設施的種類、數量大幅度提高。對外文化交流活動有聲有色，中華文化元素魅力四射。文化軟實力日益增強。我國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既是物質文明支撐起來的，也是文化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結果。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2003年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會議以來，文化體制改革催生了文化事業的累累碩果，也逐漸“催肥”文化產業(各文藝院團、影視公司、出版企業)積極進行體制改革。2005年出臺的《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和2007年十七大關于文化發展的指導方針，極大地促進了我國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繁榮發展。2009年7月2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的《文化產業振興規劃》，標志著發展文化產業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

　　我國現階段，人們的思想意識多元多變，傳播方式多種多樣，世界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日益頻繁。這為我們發展先進文化、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形成共同價值觀、建設和諧文化和發展文化產業帶來了機遇，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挑戰和考驗。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仍然要靠我們進一步深化改革，改革文化體制，也改革新的文化體制所要求的其他體制。通過制度創新，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更有吸引力、感染力、影響力、競爭力。

　　從謀求國強到改善民生

　　社會發展上，新中國實現了從謀求國強到改善民生、從統招統分到市場導向就業、從“缺醫少藥”到“病有所醫”、從“大包大攬”到社會保障體系、從城鄉二元到城鄉統籌、從政治一統到“三元架構”社會、從政治動員和精神激勵到利益機制驅動的歷史性變遷。

　　就業是民生之本。60年來，中國不斷探索適合國情的就業體制，從計劃經濟時代“統一分配、統一招收、統一調配”的勞動就業制度，到改革開放后打破“鐵飯碗”的用工制度，再到建立市場導向的就業機制，就業規模不斷擴大，就業渠道日趨多元，化解了上山下鄉人員返城就業、國企下崗職工再就業等歷史難題，努力形成發展經濟與擴大就業的良性互動局面。

　　醫療衛生事業關系到千家萬戶安康幸福，新中國從“東亞病夫”變成了“健康中國”。我國公共衛生體系和醫療服務體系不斷完善，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初步建立。近年來，我國建立的以政府投入為主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即將覆蓋全體農民。全國多層次醫療保障制度框架正在形成，為廣大城鄉居民化解醫療風險建立了保護屏障。目前醫療衛生體制改革仍在針對“看病難、看病貴”攻堅克難。

　　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網。新中國的社會保險制度從計劃經濟下大包大攬式的社會保險，逐漸過渡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多層次的社保制度，全社會已初步形成一張包括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優撫安置、住房保障和慈善事業在內的社會保障網。在全國31個省區市都已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基礎上，我國開始建立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到2020年前基本覆蓋全體農民。隨著各項社會體制的改革創新，統籌城鄉的社會保障網會逐步完善，最大限度地增進全體人民的福祉。

　　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目標正在實現。科學發展觀的貫徹落實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加快推進，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社會結構逐步改變，我們正在改革戶籍制度等一套適應二元結構要求的體制機制，加快建立城鄉統一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著力推進新階段的城鄉統籌發展，解決現實城鄉居民發展的不公平問題。這種統籌城鄉、實現城鄉居民發展公平的體制改革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社會基本上是個政治社會，以政治為中心。改革開放以來，以企業為主的市場主體逐步成長壯大，各種社團、學會、協會等民間組織如雨后春筍般出現。這些新的經濟力量和社會力量、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在促進經濟發展、文化繁榮以及維權和社會公益事業等方面發揮了前所未有的作用，也改變了我國社會結構，即由一元結構發展為三元架構，使我國社會結構初具現代社會雛形。這也是一系列經濟社會體制改革和一系列法律法規支持的結果。

　　我們黨還提出在全社會貫徹落實“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方針，使一切有利于社會進步的創造愿望得到尊重、創造活動得到支持、創造才能得到發揮、創造成果得到肯定，形成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思想觀念和創業機制，營造鼓勵人們干事業、支持人們干成事業的社會氛圍，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這些新的社會機制對于平衡利益群體的關系，激發人們的創造活力，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意義重大。

　　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布局

　　生態文明建設上，新中國環保事業從無到有、由弱到強、從局部到整體、從國內到國際的發展，實現了從計劃經濟下的環保到開放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生態文明建設的歷史性轉變。

　　其中，制度保障的作用很明顯。從1979年出臺了我國第一部環保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以來，我國已制定了包括水污染防治、大氣污染防治、環境影響評價等10部環境保護法律，15部自然資源法律，頒布了國家環境標準800多項，頒布地方性環境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660余件。我國積極參加并認真履行多個國際公約、框架、協定，如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并且于1994年頒布《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2007年編制印發了《全國生物物種資源保護與利用規劃綱要》，還在編制新的《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和行動計劃》。再如我國2005年成為《生物安全議定書》的締約方，并且制定實施《中國國家生物安全框架》。

　　環保行政機構的設置從1982年在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設立環境保護局，到1988年成立國務院直屬的國家環境保護局，再到1998年升格為國家環境保護總局，2008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一步步凸顯了環境管理部門的地位和作用。環境經濟政策體系與相關制度建設日益健全完善，環境保護的政策從生產領域延伸到流通、分配、消費領域，拓展到對外貿易領域。盡管我國生態環境仍然比較脆弱，但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和指導思想已經很明確并且日益深入人心。這些制度設置和逐步完善必將保障人與自然更加友好和諧。□(作者為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