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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地

　　此時，中國共產黨高層也正在為此展開爭論。從1950年2月到1950年6月七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段時間，中共中央總結了歷史經驗，提出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路線是：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但從5個中央局(缺西南局)和一些分局、省委、區黨委給中央的復電看，華東局、西北局、華北局認為，不動富農的土地財產，應當包括舊式富農的出租地；中南局和東北局則認為，舊式富農的出租地還是要動(因為有出租即有剝削)。在省委、區黨委中，也普遍持有這兩種意見。

　　據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回憶，在七屆三中全會劉少奇所作的《關于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中有這樣一段文字：“我們所采取的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是一種長期的政策。在整個新民主主義的階段，都是要保留富農經濟的。”

　　但在這份報告中，毛澤東又特意加了下述一段文字，為富農出租土地的爭論作了注腳：“在兩年前(指新中國成立前的1947、1948年)，在戰爭誰勝誰負問題還沒有解決，富農還傾向于地主、國民黨一邊，而戰爭勝利又要充分滿足貧雇農的土地要求時，征收富農多余的土地和其他財產是正確的”。這說明，對待富農出租土地的態度和原則，在新中國成立前后有一個基本的變化。

　　1950年春節之后開始的黎明村土改，因為發生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富農的出租土地因而得以保全。楊寶瑞領導的青年隊一家一戶地核查土地，與農會領導成員、土改工作隊的軍隊干部反復磋商，最終貼榜公布的分地方案，頗有些現代的行政決議與復議味道，因為“第一次張榜之后，大家是可以提意見的”。

　　土改工作隊的干部反復告誡青年隊，土改中不要使用武力。這一條在黎明村的楊寶瑞們身上被執行得很徹底。村里的3戶地主和其他富農，“并沒有什么抵抗”。楊寶瑞說。

　　村里一位叫做劉瑞山的老人回憶，其實，一些富農在土改開展之前，已經把部分土地轉手，一些富農也變為“自給自足的中農”。無形之中為土改減少了許多矛盾和沖突。

　　這一輪的土改和分地很快結束。楊寶瑞全家多出了6畝地，一年多出了1800斤棒子的收成。楊寶瑞每天下地干活都哼著小調，“美得不行”，“走在路上，你會發現大伙兒都有小調哼著”。

　　土地改革兩年之后，全國糧食總產量達3278億斤，比上年增長10.6%，比1949年增長44.8%！超過戰前最高水平(1936年的3000億斤)。

　　楊寶瑞至今還記得1952年的春節，自己興致勃勃地去組織高蹺隊、親自上去踩、幾乎閃了腰的往事，“真是從心底里樂開了花”。

　　即使是30年后同樣引起生產力大解放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帶給楊寶瑞那種歸屬感的快意，仍然比不上土改，“因為它完全為我所有”。

　　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52年底。之后的互助組和人民公社化，使得楊寶瑞再也沒有找到土改之初從土地上得到的強烈歸屬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