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糠
“又是糠餅子”!記憶里,楊寶瑞已經數不清是第多少次抱怨母親。
這是20世紀40年代的一個冬天,秋收的喜悅早已淹沒在無窮無盡的對糠餅子的“反胃”當中。母親把小麥殼磨成的糠,混上麩子(小麥磨成面篩過后剩下的麥皮和碎屑),再拌上楊寶瑞兄弟3人挖來的野菜,點火蒸成糠餅子,全家7口,一年當中有五分之四的時候靠這個充饑。
楊寶瑞當時精瘦,而肚子卻因為糠餅子脹肚而渾圓。最難受的還不是這個,而是動輒幾天排不出大便。每天晚飯之后,肚子脹得難受的楊寶瑞只好出門遛彎兒,盼望著走著走著就能“想排一次”,但更多的時候,卻是嗓眼兒里不住地從胃里反上來糠餅子的酸氣。
遛彎兒的時候,楊寶瑞有很多時間去“想事情”。十六七歲以后,漸漸懂事的他總是盼望著:什么時候不再吃糠咽菜就好了。
可殘酷的現實讓他幾乎看不到希望。家里有12畝薄田,最好的年頭,“一畝地也就是能打上來四五斗棒子(玉米)(一斗合30斤),150斤頂天了”(如今畝產10倍于往昔)。通算下來,一家7口(父親、母親、兩個哥哥、一個妹妹、奶奶和自己)加起來的口糧也只有1800斤,均分到每個人頭上,每天只有7兩糧,“除了吃糠咽菜,還能有什么路好走”?60余年之后,楊寶瑞說。
即使是糠餅子,也有斷炊的時候。進入5月,舊糧已經吃光,新糧還沒豐收,一年一度的“青黃不接”時節到來,父親就會去找地主韓德善借上兩三百斤糧食。
日子再苦,也總有游手好閑之人,村里設有賭場,老板正是韓德善。楊寶瑞的父親替韓老板看場子不要錢,楊寶瑞兄弟3人則去給村里的3戶地主當長工還債。
“我父親和韓德善的關系不錯,利息沒有那么高,所以我家還算過得去”。楊寶瑞回憶。有些農民則沒有這般幸運,“青黃不接”時去找地主借高利貸,月利三分,利滾利越滾越多,只好等豐收時拿口糧抵賬。通常情況是:如果你有3畝薄田,每年一半的收成,也就是一畝半的糧食要交到地主手上。
日久天長,村里還真有兩戶人家因為好賭而失去了所有的土地,徹底淪為雇農。這些事,楊寶瑞都是聽父親等老人講起,說還有更慘的:家里實在揭不開鍋,只好把女兒給地主賣做童養媳,地主付賬的方式是3畝薄田,“等于告訴女孩子,你父母有飯吃了,甭惦著了”!黎明村村支書劉瑞山說。
進入1945年,撐不住了的日本鬼子終于投降,18歲的楊寶瑞已經成年,終于等到了改變命運的機會。
謀變
在第二年,大批共產黨干部進入楊寶瑞的家鄉,不安分的楊寶瑞加入了地下黨武裝,分到了一把日本人留下的四輪手槍。父親很是擔心,勸他老老實實務農,楊寶瑞不肯回頭,說“你就當家里沒有我”。
在1946年底,共產黨曾經一度控制了楊寶瑞的家鄉禮賢鎮,以減租減息為主要內容的第一輪土改隨之拉開序幕。楊寶瑞畢竟年輕,甚至沒有明白“這是怎么一回事兒”。而國統區與解放區的反復拉鋸也已拉開序幕:國民黨重回禮賢之時,往往又伴隨著地主和富農的反攻倒算。地退了回去,糧食也退了回去,而村里一起參加共產黨地下武裝的8個年輕人,也被“下了槍”。
共產黨地下武裝領導人、一位姓馮的書記秘密把楊寶瑞等幾個年輕人找到一起,勉勵大伙兒別泄氣,“將來還要用你們”!楊寶瑞沒有想到,用得著自己的地方,正是以分地為主要內容的第二輪土改,自己則成了村里青年隊的隊長。
此時已經是1950年元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已經3月有余。5個身著軍裝的干部進入黎明村時,村里人也接到了信兒,這就是土改工作隊。
動員工作拉開了序幕。對于這一輪土改,中老年村民積極性并不高。一來,他們的消息閉塞,擔心國民黨去而復來;二來,上了年紀的人普遍安分守己,對分別人的地、拿別人的東西并不認同——甚至土改之后,韓德善等地主的家門口,還時常放著收割后的棒子——一些農民認為,這些地還是你的,我只是幫你收割了而已。
但年輕人不信邪,也沒有那么多條條框框。很快,楊寶瑞奉命召集了20余名與自己年齡相仿的青年。土改工作隊選中了韓德善家中的四合院,開始在數九寒冬里每日上課,聽眾是自帶板凳的20余名青年,授課內容則是《土地改革法大綱》。
這是楊寶瑞一生最值得驕傲的一件事。雖然年代久遠,他卻還記得授課的大概內容:(我看毛選、薄一波回憶錄等書,中間不動兩頭平中間一直沒有逗號)中間不動兩頭平(不動中農,把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分給貧雇農)。那時候的村民普遍不識字,所以院子里也沒有支上小黑板,全靠土改工作隊口傳身教,一教就是一個月。反復講解的難點是階級的劃分。雇農和貧農好理解,可中農、上中農和富農的界限在哪里?富農和地主的界限又在哪里?是否牽扯到歷史上的恩怨?土改工作隊的5名軍隊干部為此快“磨破了嘴皮子”。
楊寶瑞還記得,土改工作隊告訴青年隊的成員們:富農的出租地,不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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