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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自從被貼上“最富爭議的市委書記”這一標簽后，仇和幾乎謝絕了所有媒體的采訪，不斷地逃避著媒體的追逐。今年1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政道——仇和十年》刊登了兩位作者于2008年10月8日對仇和的獨家專訪。經浙江人民出版社授權，本報予以改編刊載。

　　筆者：從您2004年露面《南方周末》以來，您的媒體形象，是一個染有“人治”色彩的改革者形象，有些強悍，不夠民主。我們想知道，“媒體仇和”是不是真正的“公民仇和”？您的媒體形象和真實形象有沒有差異？

　　仇和：“媒體仇和”和“公民仇和”當然有差異，而且有著巨大的差異。

　　“媒體仇和”是個“最富爭議的市委書記”，而實際上，宿遷改革中的沖突遠沒有外界想象的那么激烈，宿遷改革總體上是平穩的、有序推進的。至于外界所傳有關我的一些“精彩”鏡頭、細節，其實有許多是子虛烏有、以訛傳訛。比如媒體說我的形象中，有“酷吏”的一面，最典型的一個細節是，一個干部說我“做事喜歡走極端，不重過程，重結果”。這個干部在回憶強行拆遷時，說鏟車與公檢法等部門的干部300多人，將老百姓甩到雨中。媒體描述了這個細節之后，接著引用了我說過的話，“但不用強制力量行不行？”這樣的描述，讓讀者看起來好像是我領著干部去拆遷。其實，我從來就沒有去過拆遷現場，那件事我也從不知情，更不會從這件事中推導出“中國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必須遵循壓縮餅干式的發展邏輯”。

　　“媒體仇和”是一個中性的仇和，有銳意改革的一面，也有獨斷專行的一面。我想，媒體是沒有惡意的，也許只是出于文章表達的需要，有意無意間夸大乃至制造了某些沖突。他們表面上在寫我，實際上在寫中國，我只是他們借以透視中國改革和命運的一個象征，一個符號。所以，我的形象就不可能不符號化，一個符號化的形象難免會失真。

　　雖然媒體說我是“最富爭議的市委書記”，我自己也跟媒體說過，“不要怕改革起爭議，也不要怕犯錯誤”。但是，我具體做事的時候，總是努力將爭議降低到最小程度，盡最大努力不犯錯誤或少犯錯誤。

　　筆者：轉型時期的中國，人治還不能完全擺脫，法治的訴求又成為時代的最強音。在人治向法治過渡的歷史時期，您似乎成了人治的代名詞，以人治為要義的“仇和現象”成了新聞界和學術界探討中國轉型的標本。記者和學者認為您是有缺點的時代英雄，他們在肯定您的時候，總不忘提醒您注意民主，注意劃清權力的邊界。對此，您怎么看？您的權力邊界應該劃在哪兒？

　　仇和：我認為這是外界不了解我，望文生義，以訛傳訛的結果。我做事一向非常重視依法、遵規、履程，著力制度創新和治理，始終將權力運作約束在法律、政策和制度框架之內。

　　舉個例子，你可能聽說過，聯想集團在洽談收購宿遷玻璃廠時，總裁柳傳志很有顧慮，聽說我很“強勢”，我的話常常比政策都“靈”，今天說“行”，明天也可以說“不行”，如果巨額投資砸下去，我的承諾不兌現甚至出現扯皮、刁難怎么辦？后來，他在別人的解釋、勸說下，才最終下決心投資宿遷。

　　媒體鏡像中的我，是一個做事喜歡走極端，重結果、不重過程的人，我被貼上了“獨斷專橫”的標簽。即使是那些對我多有褒獎的報道，也不忘善意地提醒我注意民主，注意劃清權力的邊界。

　　對此，我想說，我做事一貫講究民主。我在宿遷任職期間，北京的一位高級干部率考察組去宿遷考察我。他們找市里的干部談話，范圍很大。談話結束后，問我怎么看待民主集中制的問題。我想，可能他們事先聽到過我作風不民主的傳聞吧。我說，民主集中制的關鍵不在于集中，而在于民主。你說是開會討論的方式更民主，還是事先一對一談話更民主？開會的時候，我是“一把手”，我表態過后，一般能有多少異議呢？可是，一旦我一對一談話，交心，情況就不同了，不同意見就會真誠地表達出來。我做市委書記累，累就累在一對一談話的民主上，從市委常委，到黨政班子，到市級領導班子，挨個談，挨個征求意見，你說累不累？可是，我們的改革能夠穩定有效地推行，也得益于此。最后，考察組的問號變成了感嘆號。

　　我做事特別看重制度。我做市委書記，做得最多的是制度創新。由于制度建設搞得好，有人跟我開玩笑，說宿遷的女干部沒有一個是我任命的。的確如此，她們都是經過公開招考、公開選拔、競爭上崗、公推公選的干部。

　　至于“強硬”，我承認確實有強硬的一面，但這種強硬主要表現在抓工作落實上，即制度執行環節。抓工作落實如果不狠一些，以文件落實文件，以會議落實會議，怎么能推動工作？

　　筆者：對于您的施政風格，有人總結了三個字“急”、“大”、“狠”。您怎么看？

　　仇和：確實，我比較“急”。為什么呢？我曾經作過這樣一個比喻：區域經濟競爭的實質是生產要素流向的競爭。在一定的區域內，生產要素就像倒一杯水，哪里低往哪里流。誰率先營造洼地效應，誰就能率先發展，形成先發效應，所以我比較“急”。

　　你與我交往多年，你知道，浙江經驗對我施政有著重要的影響。通過認真解剖浙江經驗，我發現，其核心是打了“雙差”，即改革打了時間差，提前15年搞市場經濟；創業打了空間差，鼓勵老板滿天下跑。正是這“雙差”，使浙江具備了發展的先發優勢。要想在區域競爭中占據有利的地位，必須打好發展的時間差、信息差、空間差、制度差，實現差別競爭，特色取勝。

　　為了搶占發展的先機，在區域競爭中，我做事向來崇尚“天黑趕路，天亮進城，領先一步，勝人一籌”。于是，當別的地方因財政困難還在等、靠、要，希望靠上級支持來完成公路建設時，宿遷卻帶頭有償借資，通過自身努力完成了在別人看來不可能完成的事業；當別的地方還在寄希望于上級支持、布點完成工業化時，宿遷卻把重點放在了招商引資上，通過撬動民資來推動工業化；當別的地方終于明白招商引資的重要性力拼優惠政策時，宿遷又把改革的觸角伸向最為敏感的醫療領域、教育領域……

　　什么是搶抓機遇？當別人有時甚至是上面打瞌睡時，你率先把事情辦了就是搶抓住了機遇。如果等大家都看明白了再動手，那搶抓到的肯定不是機遇，頂多是個機會，有時甚至連機會都算不上。沭陽在宿遷從一個最落后的縣變成了發展最快的縣，一定程度上，與沭陽抓住了很多機遇有著密切的關系。

　　至于說“大”，說的是我的改革力度“大”，指的是我不惜拿最為敏感的社會事業開刀。面對宿遷這樣一個包袱極重的特殊市情，我們必須盡可能地輕裝前進。我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全面“接軌”市場，走上市場經濟的不歸路。

　　至于說“嚴”，可能是說我對干部要求“嚴”。當別的地方如蘇南富得流油時，宿遷卻窮得冒汗。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不可能直接去指揮農民該做什么，只有將發展的壓力傳導給我的下屬。正如你們看到的，10年來，我一次又一次將干部逼向書本、逼向市場、逼向基層、逼向社會。

　　筆者：您在宿遷那些年，采取了一種“壓縮餅干”式的、獨特的發展道路，這引發了太多的爭論。您身上可以說是集兩種極端輿論于一身，有人將您視作愛民如子的“青天”，甚至喊出了“求天求地不如仇和”的口號，也有人說你是增加農民負擔的“酷吏”、大搞形象工程的“導演”；有人說你是實現經濟谷底隆起的高手，抓工作注重落實的楷模，也有人將你看作是胡干蠻鬧的“另類”，甚至把你的一些做法當作飯桌上助興的笑料，廣為傳播。請問：您自己認為在宿遷10年的施政，究竟是一種理性探索，還是一種蠻干胡鬧？

　　仇和：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說明宿遷的四個“特”。在有些人的眼里，我們顯得很“另類”，這是不了解我們的表現、我們的做法，都是“四特”背景下的非常對策。

　　所謂“四特”是指：特殊的市情、特殊的區位、特殊的地位、特定的發展階段。我這里著重講講特殊的區位和特殊的地位。

　　特殊區位，不是地理區位而是經濟區位。宿遷的落后狀況，如果處在大西北，日子可能會好過些，但可惜的是不在大西北，而是處在沿海發達地區的不發達地區，經濟發達省份當中的不發達市份。面對強手如林的周邊沿海發達地區，要在同一個舞臺上表現、同一個賽場上賽馬、同一個平臺上競爭，要跨過同一條起跑線。

　　從特殊的地位看，江蘇分為三大板塊，蘇南、蘇中、蘇北，而宿遷又是蘇北板塊中最落后的一個市。回良玉副總理擔任江蘇省委書記時，曾形象地把江蘇13個地級市比喻為一個大水桶，這個大水桶由13塊板組成，板子的寬度差不多，長度卻不一樣，南京和蘇(州)(無)錫常(州)的板子最長，宿遷的板子最短，裝水的多少不取決于最長的板子，而是取決于最短的板子。如果宿遷不加快發展，那么全省達小康是不完整、不全面、不徹底的；如果宿遷跟不上現代化的步伐，那么江蘇的現代化也是不完整、不全面、不徹底的。

　　宿遷因為沒有中心城市，“三農”比例在江蘇最高、比重最大，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進程最慢，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與其他地區，尤其是發達地區沒有處在同一發展起跑線上，所以就出現了特定的發展階段。

　　回良玉在擔任江蘇省委書記時說，宿遷的市情很特殊，省里要給予特殊的政策，允許宿遷率先改革、率先創新。為此，江蘇省委、省政府在2001年4月26日于淮安召開的蘇北區域發展座談會上，專門在會議所形成的12號文件中給宿遷寫了一段：“在不違背國家政策法規的前提下允許宿遷采取比其他地區更加靈活的政策。”

　　我擔任市委書記時，無論是誰，只要乘車走到寧宿徐高速公路的宿遷段，都能看到寫有這段文字的公益廣告。在宿遷市的繁華街道，也豎有這樣的廣告。有人說，這條政策成了我仇和對付各種攻擊的“擋箭牌”。

　　單從字面上理解，外人也許不容易看出江蘇省委的深刻用心，因為“法無禁止即自由”，既然大家都是在不違背國家政策法規的前提下行事，你宿遷可以搞的，別的地方也可以搞，定這樣的政策有何意義？但是，“明眼人”卻不這樣認為。因為這條政策實際上是給宿遷改革提供了一把“尚方寶劍”，使我們擁有了更寬松的改革環境，更大的探索空間。

　　有了“尚方寶劍”，我感覺身上的壓力不僅沒有減輕，反而是更大了。省委、省政府提出“重點加大對宿遷的扶持力度”，我們不能變成扶不起來的“阿斗”。

　　正因為有著與眾不同的“四特”市情，宿遷不能在別人的后面亦步亦趨，必須拿出適合本地的特殊發展戰略，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后發優勢，實現后來居上。我在宿遷，任何一項改革沒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把握，我是不會做的，因為我承擔不了失敗的風險。

　　我們始終堅持依法、遵規、履程，嚴謹、細致、規范，通過設置科學的決策程序，制定嚴謹的操作流程，最大限度地減少失誤、降低成本。高度重視學習研究中央和省的方針政策，積極借鑒外地成功經驗，深入開展調查研究，做到上級政策具體化、外地經驗本地化、本地工作特色化。

　　筆者：大家都知道，昆明是一個旅游城市。現在人們常講，“環境是最稀缺資源，生態是最寶貴財富”，而您大力發展工業，會不會出現北大教授姚洋所擔心的那樣，“昆明這塊最后的凈土，仇和再干5年，滇池也完蛋了”？

　　仇和：人們對發展工業有這樣那樣的擔憂是可以理解的，但提出上述問題其實是不太了解昆明情況的一種表現。首先，滇池已不是什么凈土，有許多數據可以說明，我就不再多述。

　　當前，區域經濟的競爭正在由區位優勢、政策優勢、軟硬環境優勢的競爭，向人居環境優勢競爭轉變，良好的生態環境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第一要素。我們提出，要把生態建設當作經濟工作來看待，當作經濟發展來重視，當作經濟建設來投入，當作生產性項目來安排，當作長效性產業來開發。努力在不欠新賬的同時，加快還清歷史舊賬，以壯士斷腕的氣魄給企業下了“企業不消滅污染，就讓污染消滅企業”的“軍令狀”。

　　為了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我們提出了七個優先的方針：一是在作出發展決策時，優先考慮環境影響；二是在編制發展規劃時，優先編制環保規劃；三是在調整經濟結構時，優先發展清潔產業；四是在建設公共設施時，優先安排環保設施；五是在增加公共財政支出時，優先增加環保開支；六是在新上投資項目時，優先進行環保評估；七是在考核發展政績時，優先考核環保指標。

　　工業不是要不要發展的問題，而是怎么發展的問題。我們一定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走新型工業化的路子，大力發展低消耗、低污染、高利用率、高循環的“兩低兩高”的產業和產品。

　　筆者：站在昆明，回首宿遷10年走過的路，您覺得哪些經驗最值得您珍視，哪些經驗對您今后的從政幫助最大？

　　仇和：制度積累。無論我在沭陽，還是在宿遷，我始終把制度創新當作重中之重來抓，可以說，在同級縣、市中，我們的制度創新是最多的。僅以干部選拔制度中的“四權”(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監督權)為例，我們就進行了多種形式的大膽探索。為保證公眾在干部選拔中的知情權，我們在沭陽縣率先搞起了任前公示；為保證一般干部擁有平等的參與權，我們在宿豫區率先搞起了公推公選；為保證一般干部的被選擇權，我們在泗洪縣率先搞起了鄉鎮書記直選；為保證民眾在干部選拔中的監督權，我們在泗陽縣率先搞起了勤廉公示。

　　到了昆明之后更是如此。這12年來，我在這方面花的精力最多。

　　我覺得導致東西部地區差距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制度上的差距。你注意了沒有，往往越是發達的地區，其地方性法規越多，而越是落后的地區，地方性法規越少。所以我說，區域競爭的本質是打“四差”：一是“時間差”——改革，二是“空間差”——開放，三是“信息差”——創新，四是“制度差”——治理。而制度創新最重要、最根本。

　　筆者：您在宿遷最早主持了公推公選、勤廉公示等項鮮為人知的政治體制改革，請問：作為一個經濟上在江蘇省最為落后的地區，宿遷市在政治體制改革上，為什么能夠頻頻超前？宿遷的公推公選、公推直選等項改革是否太超前了？是不是應該發達地區先搞，欠發達地區后搞？

　　仇和：恰恰相反，越是落后地區法制化、民主化進程越要快，倒是發達地區慢一點是可以的。

　　以人為本的核心是以民為主，使老百姓成為經濟發展的主體、民主政治的主人、文化繁榮的主角、社會進步的主力。民主的發展有它的自身規律，一是自下而上，二是由經濟領域導向政治領域。戈爾巴喬夫為什么垮臺，蘇聯為什么解體，就是違反了民主發展的基本規律。他想自上而下搞民主，并且是從政治領域導向經濟領域。市場經濟就是民主經濟，搞股份制改造實質就是搞經濟民主化。在國有企業、公辦學校、公辦醫院就業，只要沒有股份，你就是雇員。

　　應用經濟體制改革來倒逼政治體制改革。我們國家的路子是自下而上，搞村民自治，這是對的。但按人均GDP算，自治至少要到縣一級，所以原江蘇省委李源潮書記要求我們的公推直選應迅速提高，但大家不一定能接受，還有宿遷不能單邊推進，宿遷不是生活在真空當中，還有周邊地區呢。從規律來說，經濟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應該及時搞社會事業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社會事業體制改革—社區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應該這樣改下去，這是一般規律。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搞了30年，社會事業領域改革也早已啟動，這時應該是社區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同步進行，這樣國家就會很穩。中國與西方不一樣，西方是一種程序制度型民主，這是由它的文化決定的。我在美國參加過當地法庭的審判，原告、被告審判之前再對立，一旦結果出來就握手言和。在西方人的政治理念中，程序、制度是上帝給的，想不通的時候到教堂里祈禱一下，就想通了。而我們國家不一樣，社會穩定的因素中缺乏宗教。我國在構建和諧社會中要考慮如何對待宗教問題。

　　筆者：中央調您來昆明工作，除了正常的組織調動外，您覺得您過去的哪些工作經驗或經歷起了重要作用？宿遷如今成了后發快進、超常規發展的典型，而昆明近些年來的競爭力卻呈下降趨勢，是不是兩地的反差，促成了您到昆明工作？

　　仇和：中央為何調我來云南，這個問題不應由我來回答。但我理解，可能與我來自東部沿海的發達省份有關。

　　大家知道，就發展資源而言有兩種：一種是發展性資源，如人才、技術等；一種是基礎性資源，如礦產、原料。東部發達地區的發展性資源豐富，基礎性資源缺乏；西部地區基礎性資源豐富，發展性資源缺乏。但是，主導經濟發展的要素是什么？主要不是基礎性資源，而是發展性資源。例如，上海不生產一片煙葉，用的煙葉全部是云貴地區的，卻生產出了“中華”，南京不產煙葉，卻生產出了“南京”，創造了很高的價值。

　　昆明作為一個基礎性資源十分豐富的地方，如何徹底敞開大門，做到對內徹底放開依靠民力，對外全面開放借助外力，同時深化改革增強活力，推動加快發展壯大實力，很需要借鑒、學習發達地區的經驗、理念，而我也許就充當了促進發展性資源和基礎性資源相互融合的一個角色。(包永輝 徐壽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