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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決故意殺人犯崔英杰死刑，緩期兩年執行。”2007年4月10日，北京市一中院最大的法庭內，法官用莊嚴的聲音宣判。

　　崔英杰本是一個賣烤腸的普通小販，因城管查抄街邊攤位，他拿出切烤腸的小刀，捅死城管李志強。

　　崔英杰的辯護律師夏霖說，如果此事發生在嚴打時期，崔英杰就是有九條命，也早被判死刑了。

　　嚴打始于上世紀80年代初，共有3次，在取得成效的同時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不過，追求公平和正義的腳步從未停止過，死刑復核權最終還是走上回歸之路。

　　嚴打拉開帷幕

　　時隔多年，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刑法研究員劉仁文仍然記得，老家湖南隆回縣治安混亂，當時在鄰村工廠上班的姐姐每天下班后，都由家人打著手電筒、騎著自行車去接回來。

　　在上世紀80年代，這種治安混亂的現象比較普遍。很多法律界人士認為，“文革”引發的暴力傾向，在改革開放初期，轉化到了刑事領域。曾任司法部部長的劉復之撰文指出，“文革”十年留下的后遺癥之一，便是滋生了一大批以暴力為主要特征的打砸搶分子、搶劫犯、殺人犯、盜竊犯和流氓團伙犯罪分子。

　　雖然1979年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已經出臺，然而在巨大的社會問題面前，司法顯得微弱無力。

　　此時，一場帶有濃厚行政色彩的嚴打開始了。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訴訟研究中心主任樊崇義，在1983年帶領學生到河北法院實習，正巧趕上了嚴打。學生們從各個地方回饋的信息觸目驚心，包括唐山的菜刀幫光天化日之下搶劫、邯鄲的某個礦區到了下午就門戶緊閉……

　　社會治安的混亂引起官方的重視。1983年9月，《關于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公布，嚴打正式拉開了帷幕。

　　公檢法系統開始夜以繼日地工作。樊崇義就經常被叫起來去參加嚴打，他始終記得，大半夜去破案，經常是公檢法系統一起出動，數十上百名警察穿著制服走在大街小巷，氣勢非常宏大。

　　同時，留在人們集體記憶中的，還有公判大會。劉仁文說，當時被押到現場的犯罪分子，戴著畫了大紅叉的木牌，垂頭喪氣，聽候著聲勢浩大的審判。臺下，上萬名群眾都在圍觀，人們竊竊私語，“這不是誰誰家的兒子嗎？聽說搶了幾千塊錢，被判死刑了。”

　　根據官方通報，嚴打取得成效，1984年1月至8月，全國刑事案件的發案數與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1%，犯罪率接近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低數。

　　沉重代價

　　這樣低的犯罪率，在一大批法律界人士看來，是付出了沉重代價的，不計其數的人輕易被判重刑，司法的進步搖搖晃晃。

　　1984 年，一個農民拉著一大車西瓜進京來賣。在北京火車站，等待他的是十多名小販。小販們等在火車站，紛紛計算著自己該進多少貨，大致幾天能賣完。西瓜車來了，小販們一擁而上，圍住農民開始詢問價格。憨厚的農民被團團圍住，不知道該先回答誰。慢慢地，這些只是為了爭得西瓜貨源的小販，開始自行拿西瓜。隨后，更多的小販也加入拿西瓜的行列。農民看著自己辛苦種的西瓜，就這樣被人搶了，于是四處阻攔。此時小販們不再聽農民的話，他們裝著西瓜就走了。有個小販，只搶到了一個西瓜。

　　這些哄搶西瓜的小販，如果提前預知自己被判刑，那么即使無瓜源做不成生意，也不會腦子一熱去冒這樣的危險。他們的罪名都是搶劫罪，很多人被判死刑、死緩、無期徒刑。甚至只搶了一個西瓜的小販，也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

　　“一個西瓜，竟然換來這樣15年的牢獄之災，太不堪回首了。”研究刑事訴訟法的陳光中說，這是適用了嚴打中的“從重從快”原則，也叫做“依法頂格判刑”，比如盜竊罪，頂格是死刑，平時大多是有期徒刑10年以下。嚴打時候，基本都是頂格判處死刑。

　　被從重從快判刑的人，在全國各地屢見不鮮。現年80歲高齡的法學家陳光中舉了一個發生在河南的例子：一對青年男女戀愛，遭到女方家長反對。兩人沒有退卻，反而離家同居。女方家長在找到他們后，將女青年領回家，并報案說男青年強奸了自己的女兒。“這名男青年因流氓罪被判處了死刑”。

　　流氓罪，在當時屬于“口袋罪”。陳光中解釋說，嚴打中被逮捕的人，很多行為并不符合刑法中規定的罪名，于是就往最接近的罪名靠。如此一來，眾多“口袋罪”便“脫穎而出”。

　　在街上撒尿叫流氓罪、男男女女的朋友一起跳舞叫流氓罪、年輕人在公園談戀愛被逮住也叫流氓罪……

　　“法治精神實質是公平和正義，嚴厲的刑罰并不一定收到預想效果。”陳光中認為，嚴打其實有殺一儆百的意思，然而實際上，是否能儆百不得而知。即使能夠儆百，那么殺的這個“一”是否真正該殺？他是否罪大惡極到生命權就該得到剝奪？

　　當時，辦案效率之快令人生疑，代價是不講訴訟程序，不講訴訟職能。本來只有中級法院才能判處死刑，但是不少死刑是由基層法院判的。

　　嚴打的變遷

　　1983年的嚴打站住了腳步，并持續了3年半。

　　作為一種打擊犯罪的行動，嚴打經歷了三次變遷，除了1983年，還有1996年和2000年的嚴打。

　　1996 年，改革開放方興未艾，城市日新月異，人民生活極大改善，當時的口頭禪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策動叛變罪、反革命破壞罪等犯罪幾近絕跡，經濟類型犯罪日益增多、黑社會性質犯罪開始抬頭。此時的嚴打重點是打擊“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團伙和流氓惡勢力，偵破搶劫金融財會部門和洗劫車輛等重大流竄犯罪案件，打擊販毒販槍、拐賣婦女兒童、賣淫嫖娼、制黃販黃、賭博及數額巨大的多發性盜竊案件”。

　　律師夏霖自重慶來北京從業4年后，明顯感覺手頭經濟類型案件越來越多。他說，人們在面對生活中的困難時，已經學會用法律維護自己的權益，期待律師幫自己尋求公平與正義。

　　2000 年，改革開放如火如荼，黑社會性質犯罪日益猖獗。當年的報道說，中國法院系統審判的黑社會性質案件是1996年的6倍。12月，中央又一次發動了聲勢浩大的“打黑除惡”嚴打運動。此次嚴打的重點對象是“有組織犯罪、帶黑社會性質的團伙犯罪和流氓惡勢力犯罪；爆炸、殺人、搶劫、綁架等嚴重暴力犯罪；盜竊等嚴重影響群眾安全的多發性犯罪”。

　　當時，“依法治國”已經納入正軌。陳光中最早帶出的博士，已經成為中國法學界的頂梁柱。他說，很高興看到訴訟法學的研究越來越深入，期待中國的訴訟程序盡快與國際接軌。

　　“ 雖然都叫嚴打，可是能明顯看出，這三次嚴打的程度在逐步降低。”劉仁文說，1983年的嚴打，力度最大，不僅公檢法系統參與，公判大會這樣的事情，也需要老百姓的參與；1996年的嚴打，只是由公檢法系統參與，不再需要其他部門參與；2000年的嚴打，力度遠遠小于前兩次。

　　此時，專家們開始審視嚴打。2005年，劉仁文在論文《近兩年的社會治安與“嚴打”整治》中明確指出，“要妥善處理嚴打與依法治國的關系”，“要正確處理嚴打與保障人權的關系”。

　　更何況在加入WTO后，中國已經簽署了兩份聯合國人權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在后一個公約中，有相當一部分內容是關于刑事訴訟的，對于死刑復核、逮捕、拘禁的原則和內容作了詳細規定。

　　死刑復核的尷尬

　　法律界人士認為，嚴打阻礙了國內司法的本身程序，損害了法治的公正精神。死刑復核權的尷尬地位就是嚴打時期形成的。

　　1979年出臺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都規定，死刑復核權歸屬于最高院。完整的程序是，中級法院一審死刑，高級法院二審死刑，最高院進行復核。

　　嚴打開始后，根據修改后的人民法院組織法，最高院將死刑復核權下放至各省級高院。這個權力的下放，意味著死刑的二審法院與復核法院合二為一。判處死刑的是中級法院，二審便是高院，當時，復核也在高院進行。那么同一法院的審委會，怎么會在短時間內就一個死刑案件，作出截然不同的兩種判決呢？如此一來，死刑復核作為一種監督程序，其意義受到質疑。

　　陳光中說，最高院也還保留一小部分死刑復核權，集中在經濟案件和危害國家安全等案件上。據他估計，當時由地方高院最后核準的死刑占全國死刑總數的80%以上。

　　1993年，對于學者陳光中來說等到了一個機會。他接到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的電話，被委托組織中國政法大學專家研究刑事訴訟法的修改草案。

　　當時適用的1979年刑事訴訟法，已經不能適應社會形勢的變化和法治本身的進程。在更多的情況下，被告人的權利得不到保障，訴訟程序的真正功能得不到施展，法治的公正難以彰顯。

　　“第一個冒出來的想法，就是死刑復核權必須由最高院行使。”陳光中說，因為死刑復核從程序來講，體現的是對死刑犯權利的保障，對公權的制約和監督。然而下放以后，這個程序徒有其名，令法律界痛心不已。

　　陳光中帶領中國政法大學28名專家學者，歷經一年，交上了修改草案。

　　新法最終確定下來，明確規定死刑復核權是歸屬最高院的。此時，專家學者們認為，無論按照新法優于舊法，還是上位法優于下位法的原則，死刑復核權都該收歸最高院。

　　但是，1997年9月26日，在新刑事訴訟法正式實施的前5天，最高院下發通知說，根據目前治安形勢以及及時打擊嚴重刑事犯罪的需要，死刑復核權仍然授權給各省級高院行使。

　　陳光中說，聽到通知后“真像當頭一棒”。失望之余，讓大家稍感安慰的是，新法中規定，槍決不再是惟一執行死刑的方式。

　　1997年11月4日，在春城昆明，4名死刑犯被注射了麻醉及致死性藥物后安靜死去，死亡時間不超過一分鐘。“這至少體現了對死刑犯的人文關懷。”曾親眼見到槍決現場的劉仁文說，槍決情景至今仍覺凄慘。

　　當時世界上有99個國家保留死刑，普遍采用槍決電擊等形式執行。適用注射死亡的，只有中國和美國。

　　回歸之路

　　法律界人士都認為，注射死亡雖然是一種進步，但這只是一種類似“補救”的措施，真正具有超越意義的司法進步，仍然是從根本上的慎殺。

　　2003年5月8日，中央司法體制改革小組成立。“十六大的時候，已經明確提出司法改革。此舉表明，改革已經落到實處。”中國人民大學司法改革中心主任陳衛東說。而在2004年年初，中央通過的第一個司法改革內容便是，死刑復核權收歸最高院。

　　與此同時，一些引人關注的典型案例卻浮出了水面：

　　——湖北的佘祥林案。佘祥林的妻子離家出走，佘被認定為殺人犯被判15年有期徒刑。然而11年后，佘祥林的妻子回到家里；

　　——河北的聶樹斌案。一年輕女子被奸殺，聶樹斌被認定為強奸加殺人犯被判處死刑。然而10余年后，一男子在河南落網，他自己坦白說曾在河北奸殺一女子；

　　—— 陜西的董偉案。董偉的辯護律師朱占平，在董偉終審被判死刑后，直奔最高院刑事庭，面見李武清法官。在董偉被槍決前4分鐘，最高院刑事庭電話打來，成就“刀下留人”。然而134天之后，董偉還是被執行死刑。一個念頭在人們腦海中盤旋不去：如此死刑復核，教人怎么信得過？

　　收歸步驟已啟動。2005年11月18日，時任最高院院長的肖揚帶領著10余名法官，邀請了陳光中、陳衛東等6名專家學者，在武漢東湖賓館召開了一個不做宣傳的座談會。

　　死刑復核權必須收歸最高院的基調已定。但是一些問題卻擺在眼前：該如何收歸？是最高院法官進駐各省級高院，還是最高院統一審理復核？是按照不同案件類型復核，還是按照區域復核？是采取書面復核，還是面見聽取死刑犯意見？

　　這些問題，成為會上討論熱烈的內容。肖揚以個人名義說，必須盡快對死刑案件政策做出調整。

　　人們已經看到，死刑復核權正在走上回歸路，且行動的迅速比預料中要快得多。

　　2005年，最高院錄用19名應屆法學碩士畢業生，他們的職務是刑事審判死刑復核。在地方法院實習一年后，他們走上工作崗位，在最高院做死刑復核官。

　　同時，國家法官學院迎來百余名優秀法官。他們是來培訓的，內容就是死刑復核。擔任教師的陳衛東說，這些“學生”是本著自愿的原則，從各地優秀法官中選調而來的。他們操著不同的口音，學習勁頭很足。

　　最高院原來有2個刑事法庭，自從死刑復核走上回歸路后，又新增3個死刑復核庭，分區域對來自全國各地的死刑案件進行最后的復核，掌握著最后的“生殺大權”。

　　所有的準備已經就緒，所有的程序即將啟動。

　　2007年1月1日，死刑復核權收歸最高院行使。

　　此前，二審逐步全面開庭審理，死刑復核官必須當面聽取死刑犯意見，接受死刑犯辯護律師的答辯要求。

　　死刑犯一般都被關押在看守所。死刑復核權收歸后，最高院的死刑復核官在查閱審核卷宗的同時，會買好火車票，到全國各地的看守所，面見死刑犯。

　　陳衛東說，據他所知，死刑復核庭的法官，每天工作都高達12個小時，并且很少周末休假。“全國各地那么多案件，都要一點一點認真審核。”

　　全部的努力，都是為了更加審慎地使用死刑，更加尊重人的生命權，更加體現法治的公正精神。

　　今年3月，最高院新聞發言人倪壽明在接受記者采訪、解讀最高院工作報告時說，2007年全國死刑的不核準率為15%。這就意味著，至少那15%的人保住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