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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十七屆三中全會前夕，北京市大興區黎明村的土地確權，徹底改變了村民與村官的關系

　　★ 本刊記者/楊中旭

　　43歲的王海樹運氣一直不錯。

　　他是村里公認的種田能手，一個人就承包了村里的7個大棚，逢春種甜瓜，逢秋以西紅柿為主。他付得起辛苦，整天不得閑，總是能讓自己種的甜瓜比春天早幾天上市，西紅柿比秋天晚幾天上市，從而躲開農產品上市高峰。一年下來，毛收入能有7萬以上，純收入也有4萬多。在距離河北更近、距離北京城區更遠的大興區禮賢鎮黎明村，這些收入，足夠一家四口過上蠻小康的生活。

　　確權

　　奧運之后，村里傳來了土地確權的消息。按照均分土地的原則，每人1.76畝地。王海樹一家四口，該是7.04畝地。

　　雖然比7個大棚的9.1畝地少兩畝，但王海樹還是很知足。和村里的另外108個戶代表一樣，他心里清楚得很，目前的土地，只在承包的收益上比較充分。一旦土地改變用途，涉及到的補償費，農民“肯定是要吃虧的”。土地確權之后，衍生收益全歸自己，“打個比方說，假如第二機場占了村里的地，每畝起碼不得補償個10萬20萬的”？

　　王海樹所生活的黎明村，人口只有400多，109戶，村子不大，卻是遠近聞名，甚至有點令人羨慕乃至嫉妒。聞名得益于本世紀初村民們的集體發現，這個村子的土壤適合種甜瓜，7年過去，黎明村的甜瓜已經成為了一個品牌。

　　進入2006年，黎明村成為北京市新農村建設試點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劉淇曾經親臨視察。按照新農村建設“村容整潔”的要求，村里把農民的房屋都刷成了紅色，乍一看去，委實有些土，但卻整齊劃一。市里還投資百萬以上，在村北建了一座沼氣站，不需村民花一分錢，政府幫助村民把管道也接好了。

　　讓其他村羨慕乃至嫉妒的事兒還不止這一件。既然甜瓜已經成了品牌，市里又出資幫助村上建了一批大棚。一個棚造價6400元，村民只需出500元即可，收益全部歸村民所有。

　　這并不是村里的第一批大棚。2002年，村上補助1000多，村民自己出5000多，可以承包5年大棚。大多數的村民看不出大棚的妙用，結果很少有人出手。村支書劉瑞山回憶說，當時都不肯承包，我就和村長帶頭，但也沒太管用，大多數的棚，都被村外的人包走了。

　　王海樹就是村外人當中的一個。他當時戶口還在與黎明村一路之隔的新升村，看到了這里有利可圖，他陸陸續續盤下了7個棚，并在2003年把戶口也轉到了黎明村。

　　9月初，村委會貼出告示，根據上級指示，土地確權即將開始。

　　村支書劉瑞山做的第一項工作是民意調查，109戶的戶主，沒有一戶反對確權。

　　老村民們回憶，近些年來，村里頭吃夠了權利不到位的苦。2001年，京開高速從村西穿過，每畝補償2.5萬元。村民們很快得知，就在村北的龐各莊往北，每畝都是補償8萬元。村民們希望能和上面談談，上面只和書記和村長談。書記和村長也不答應這區區兩萬五，硬被“摁了回來”。

　　“如果土地確了權，有一家一戶不同意，都不行。”王海樹說。改革開放以來，地處華北平原的黎明村也受到時代浪潮的沖擊，每年新出生的人口甚至趕不上故去的老人數量。按照原來的議事規則，每隔上5年，村委會就會根據人口變動的情況，重新發包。“到了2008年，上面的意思是：確權要30年，之后一切收益都歸農戶。”劉瑞山說。

　　最近兩年，盛傳北京市第二機場落戶禮賢鎮，村里稍有點余錢的農民，開始在鎮上購置商鋪。大學生村官云曉波說，這和確權是一個道理，就等著國家征用，以獲得收益。

　　舉報

　　村不大，又是熟人社會，很快，第一輪土地確權方案于9月7日張榜公布，王海樹一家四口，分得7.04畝地。

　　村委會很快就接到了舉報：王海樹在新升村也有地！

　　劉瑞山找到王海樹，王海樹爽快地承認，新升村2002年就分了地，他和老婆有6.1畝麥地。劉瑞山追問，這是幾個人的地？王海樹回答：兩個人的。劉瑞山說，你得開個證明過來。很快，王海樹就找新升村村委會和禮賢鎮經聯社開來了證明。

　　9月15日，第二輪土地確權方案出爐，王海樹的地，從7.04畝變成了3.52畝。

　　眼看著自己的承包收益就要減少一大半兒，王海樹的老婆兩次找到劉瑞山，提出一個要求，我們寧肯放棄那6.1畝新升村的麥地，只要這邊再給我3.52畝的大棚就行。記者曾經問及麥地的收益，王海樹回答：只是一點口糧而已，和大棚相比，根本談不上賺錢。劉瑞山犯了難，新升村的土地確權和這里一樣，一確就是30年，你可以租賃，甚至可以繼承，但就是沒聽說能退地。而且，這是新升村的事兒，他一個黎明村的村支書說了也不算。

　　王海樹做了最壞的打算，就是黎明村分得3.52畝大棚的地，加上新升村的6.1畝麥地。但他還是心里有點不平衡，說，村里和我一樣的外來戶又不少，憑什么他們能分足了地，我卻不能？他們從陜西來，從河北來，山高皇帝遠，誰知道他們在那邊有沒有地！敢情新升村離得近了，大伙兒都知道我。到了最后，這規定可別只針對我一個人！

　　皮球又回到了劉瑞山這一邊，他的回答很干脆：別人從陜西等地寄回來的村鎮兩級政權證明上說沒有地，我認村、鎮兩級政權的公章。既然你們已經有了兩個人的地，這邊就不能多給了。

　　火藥味越來越濃。9月27日上午，劉瑞山和土地確權小組的成員說，大家做好準備，再不退地，就拆大棚。隨后，他和專程趕到這里的鎮上的新農村辦公室主任全壽臣、經管站副站長趙健會面，3個人商量，要做好最壞的打算，9月29日一早麥地進行確權時，得從鎮派出所調6名警察來幫助維持秩序。“但愿別出事兒，咱再做最后一把努力，下午找幾個老人談談”。劉瑞山說。

　　排議

　　10月11日，記者接通村民楊來勝家中的電話，一個稚氣的女孩聲音從話筒那邊傳來：你找我爺爺啊？

　　之前云曉波介紹的情況看來屬實：楊來勝膝下無子，只有一個女兒叫楊朝霞，從外地召來了一個上門女婿。

　　這個上門女婿白乃琴，正是從陜西省子長縣開回無地證明的那個人。雖然他和王海樹都是外來戶，但直到如今，白乃琴還沒有黎明村的戶口。不幸的是，他的妻子楊朝霞也因為早年在供銷社工作的原因，變成了“農轉非”。白乃琴沒有北京農業戶口，孩子們就只好跟著母親的戶口走，到了確權之時，楊來勝忍不住叫起苦來：我家7口人，就只能分我老兩口的地了。

　　根據白乃琴的說法，子長縣自有規定，外出打工者一律不給留地，他也就因此在當地衣食無著。之前9年，尚有黎明村的承包地可以維持生計，確權之后，一家老小去喝西北風？

　　村支書劉瑞山說，這樣的農轉非人口，村里有70多個，“前些年擴招，好多學校為了招生，都允諾給轉成城鎮戶口。咱村里的孩子考去了，戶口走了，沒了地。畢業后，國家不分配工作，自己找家私企干著，沒半年丟了飯碗的人有不少，就還回村里住，務農為生。他們幾乎沒享受到城鎮居民的任何保障，什么醫保、最低生活保障通通沒有，城里不管他，村里再不管，難道要他餓死？他為了不餓死，就會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根源，你說這話對吧？”

　　9月初，黎明村召開土地確權動員大會，劉瑞山在會議室里拿出了自己已經在腦海中盤桓很久的一套方案，這70多人，算進分地總人數里面，這樣，全村有戶口村民適當讓利，最終每人可分得1.76畝地。

　　會場上幾乎立刻就亂了套，因為有好幾個人馬上就發言反對。

　　64歲的楊萬彥老人此時站了起來，說出了“合法、合情、合理”6個字。這6個字，后來被劉瑞山反復引用，“部分村民反對有他的道理，從法律上，他沒有理由讓步；但從情理上，都是一村的村民，該讓步”。

　　楊萬彥說，這70多人，只是每人有那么一畝七分六的地，只有農地承包權，沒有其他權利，只為有口飯吃。將來土地如果被征用，或者有土地使用權人應該獲得的好處，并沒有他們的份兒。土地確權的根本利益，并沒有被觸動！

　　楊萬彥和幾位老人壓住了場子，云曉波后來稱其為“無職黨員”。但“無職黨員”沒有壓住鎮里面，報上去的方案被退了回來。

　　確權小組決定再次民調，109戶戶主都收到了是否同意給“農轉非”人口以1.76畝承包地的問卷。109戶問卷收齊，只有6戶反對。劉瑞山再赴鎮政府，做了一整天的工作，終于過關。之前的沖突，在老人們出面之后有了轉機。在9月27日下午，“無職黨員們”對書記保證，幫助維持確權秩序。之前，十戶一組(每組至少一個老人壓陣)的會議，劉瑞山已經給村民們開了不知多少次。到了9月28日，劉瑞山心里有了底，說，來倆警察，意思意思就行了。

　　9月29日一大早，麥地開始確權，楊萬彥等老人持鋼尺親自丈量，監督打樁，兩天之內，麥地被全部分光。兩名警察，用云曉波的話來說，就一直坐在辦公室喝著茶，無事可做。

　　“十一”長假之后，劉瑞山再次見到記者，第一句話就是：那些不穩定的事兒，終于給平了！“十一”期間，劉瑞山找到五保戶劉玉芳等老人，勸說這些沒有能力耕種的村民把自己的大棚租賃給王海樹、白乃琴這些有能力的村民，得到了肯定的答復。

　　“這樣一來，我就不用拆棚了。拆棚只是嚇唬嚇唬王海樹他們而已。真要我拆，我可舍不得。那一個棚，就是6400塊錢吶！”——這個村官的做法，有意無意之間，為未來的土地流轉埋下了伏筆。

　　尾聲

　　進入10月，確權后的麥地紛紛種上冬小麥，劉瑞山忍不住發起了牢騷:“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半個世紀了一直是這樣。這一回，集體這一級被架空了，我也就到站了。”

　　“確權是好事，農民得到了應得的權利。但我還是要說，這對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對更快地改善農民生活不利。”

　　隨后，楊來勝說，我女兒這個時候該從地里面回來了，我把她給你叫來接受采訪。楊朝霞在面臨同樣的問題時——顯然父女二人沒有統一好口徑——回答得異常簡單而干脆:如果地是我自己的，是不是有利益，是不是該聯合別人，我自己能看不到？

　　至于外界擔心的土地流失和兼并，楊朝霞更是毫不擔心：這是農民的命根子，沒有足夠的利益，不會輕易轉讓的。

　　此前，劉瑞山曾經爽快地承認，所謂集體經濟，實際上就是村支書和村長兩個人說了算。老人們在接受采訪時，沒有更多提及村里集體經濟的好壞，更多談到了其他村落“村官低價出讓土地”等案例。楊萬彥說:中央這一輪土地確權，這法兒不賴。

　　據老人們說，村里的公章和會計的章，早些年就被統一收到鎮里去了，但這還沒有治理到“根兒上”。這一輪土地確權，稱得上是還權于民。“以后村官還能干啥？村里雖然沒了集體的地，但還是有集體的產權，比如拖拉機、水井等農機設備。將來哪個件兒壞了，他都得修。這是個累活兒，也是個出不來貓膩的活兒”。楊萬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