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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劍英：華主席提出今后寫報告不要寫“華主席，黨中央”，直接寫“黨中央”就行了，這是謙虛美德。這種謙虛是非有不可的

　　11月26日，至此會議已經開了整整16天,這原本應該是會議結束的日子，但是會場上蕩漾的活躍、興奮和暢所欲言的空氣，讓會議毫無懸念地往下延伸著。許多代表在興奮之余，又感到深深的遺憾：華國鋒在前一天代表中央政治局做出的若干條結論中，絲毫沒有提及從5月份以來在媒體上掀起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

　　隨后，代表們的發言繼續向縱深拓展。

　　胡績偉：對“兩個凡是”的提法我們不同意，但至今沒有公開批評。

　　耿飚：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完全是奉命行事，我反對“兩個凡是”的提法。

　　金明：“兩個凡是”是“按既定方針辦”的變種。

　　秦基偉：思想不統一，行動很難統一，例如“兩個凡是”、真理標準問題，中宣部、《紅旗》雜志至今仍然不表態，群眾有猜測、有議論、有憂慮。

　　陳鶴橋：真理標準問題，不僅《光明日報》發了文章，鄧副主席也有講話，《紅旗》不表態不正常，中宣部長持什么態度，令人難以理解。

　　于光遠回憶說：

　　25日大會開過，當天晚上，我到江一真(時任衛生部部長——引者注)的房間，同他商量應否指名道姓地批評汪東興。我們認為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講“兩個凡是”的提法和對它的堅持，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抵制，對平反“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復出的阻撓，對解決“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和康生問題的消極態度，等等，汪東興欠的賬就很多很多。他在立場上的確非常錯誤，不把他的名字點出來，許多事情就講不透徹，許多問題就說不明白。

　　在前十幾天的分組會上，發言中涉及汪東興負責的事情，還都避開說出他的大名。但我們覺得這種藏頭露尾的做法，同充分發揚民主的精神不符。左思右想，我們認為會議開到這樣一個階段，是到了該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的時候了，這樣做對會議有好處。

　　當然我們也不是沒有顧慮。我們也想過最好請示領導得到同意后才做這樣的事，但又覺得不便。因此就決定自己來擔當這個責任了。

　　26日上午，江一真在西北組，也是整個會議上第一個站出來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江一真說：汪東興在1976年12月說過的“鄧小平的那兩下子，不是(在1975年)試過了嗎？就是不行嘛”。江一真批評了汪東興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討論上的態度，以及汪東興在北京醫院揭批“四人幫”時庇護劉湘屏(曾任衛生部部長)等事情。

　　江一真發言后，于光遠和楊西光在西北組做了聯合發言，他們著重批評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后堅持“兩個凡是”、阻撓鄧小平出來工作、阻撓真理標準討論等事情。

　　從這以后，不少人也打消了顧慮，與他們相呼應的發言慢慢地都出現了。西南組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的第一人是胡績偉。

　　胡績偉還特別就《人民日報》在當年5月12日轉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當天，吳冷西來電指責《實》文是“砍旗”一事做了披露。

　　“以后各分組對汪東興的指名批評就很多了，不少老同志揭露了許多汪東興的錯誤言行，有的發言用的語言還很尖銳。”于光遠說。

　　但是，形勢的推進也并非那么平滑。25日之后，當看到華國鋒講話中并未就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下結論，“凡是派”的聲音也漸漸響起。

　　在那個會場上，作為“凡是派”代表發言的大致有：李鑫，時任毛澤東選集編委會辦公室副主任；吳冷西，時任毛澤東選集編委會辦公室副主任；熊復，時任《紅旗》雜志社社長；張平化，時任中宣部部長。

　　他們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提出了指責，不贊成把真理標準的討論看成是政治問題、路線問題、是關系國家命運的問題。他們認為，這樣的討論會引起國內外對安定團結政治局面的擔憂。不贊成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用旁敲側擊的方法，實際上是在引導人們去議論毛主席的錯誤。

　　這些發言當時也發了簡報。

　　12月3日，熊復發言：“在關于實踐標準問題的討論中，有的文章的內容，直接間接提到毛主席，有一種誘導人們去議論毛主席的錯誤傾向，我認為是不恰當的。《紅旗》在這個問題上表態確是太遲了，不過從國外猜測的主要內容來看，主要的猜測是說我們在實行‘非毛化’，在批判毛主席的錯誤，在重新評價毛主席。這卻不是《紅旗》能夠負責的。”

　　對于他們的發言，很多人不滿意，紛紛予以反擊。代表們說，我們不能把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同維護毛主席的旗幟對立起來，更不能以此為推行和堅持“兩個凡是”的方針辯護。用國外渲染的“非毛化”來責難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也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萬里發言：“當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兩個凡是’的爭論已經公開化了。這是黨內一場嚴肅的政治斗爭，是關于如何按照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搞四個現代化的斗爭，不只是一個理論之爭。”

　　徐向前在發言中說：“實踐標準，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對我們的工作影響很大，它關系到我們究竟執行什么路線的問題。”

　　有不少代表甚至提出，對頑固堅持“兩個凡是”立場的領導人應予以處理或調離。

　　對此，鄧小平很快明確表示：“不妥！”

　　11月27日晚上，中央常委聽取各組召集人匯報，在討論中鄧小平說：“現在世界上就看我們有什么變動，加人可以，減人不行，管你多大問題都不動，硬著頭皮也不動。這是大局。外國好多人和我們做生意，也看這個大局。”

　　12月1日，中央常委在向部分大軍區司令員和省委第一書記打招呼時，鄧小平又強調了四個問題：

　　一、歷史問題只能搞粗，不能搞細。一搞細就要延長時間，這就不利。算我一個請求，要以大局為重，道理在你們，在群眾。外國人對其他事沒興趣，主要看中國安定不安定。我是有意識地和稀泥，只有和稀泥是正確的。……

　　二、對中央的人事問題，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對那幾個同志要批評，但不能動，實際上不止他們幾個。現有的中央委員，有的可以不履行職權，不參加會議活動，但不除名，不要給人印象是權力斗爭。對那些大家有意見的人，過關算了。檢討沒有全過關的，我們過去也沒全過關嘛。

　　三、關于“上”的問題，至少加3個政治局委員。太多，也不恰當，不容易擺平。加上幾個什么人？陳云兼紀委書記；鄧大姐，胡耀邦。夠資格的人有的是，如王胡子(指王震)，也夠格。兩個方案，一個3個人，一個4個人。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不能選中央委員，想開個例，補選一點，數目也不能太多。有幾個第一書記還不是中央委員，如習仲勛、王任重、周惠，還有宋任窮、韓光、胡喬木、陳再道。將來追認就是了。

　　四、1957年反右派斗爭是正確的，但后來擴大化了。對“文化大革命”要回避，不能追，追到底不利。清華幾個青年貼大字報說：反周民必反，反毛國必亂。這個水平很高。

　　在11月27日晚上，鄧小平還講了這樣一段話：“……現在報上討論真理的標準問題，討論得很好，思想很活躍，不能說那些文章是對著毛主席的，那樣人家就不好講話了，但講問題，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有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報紙要十分慎重。邁過一步，真理就變成謬誤了……”

　　這個談話當時在會上并沒有傳達，但是還是流傳了出來，這被看作中央對真理標準問題的一個明確表態。

　　12月8日晚，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汪東興在會上作了檢查。12月13日，他又向大會作了書面檢查。

　　這一天，是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大會，華國鋒也作了檢查。

　　就此，葉劍英說：“民主作風就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華主席對‘兩個凡是’作了自我批評，承擔了責任。華主席提出今后寫報告不要寫‘華主席，黨中央’，直接寫‘黨中央’就行了，這是謙虛美德。這種謙虛是非有不可的。”

　　鄧小平：這次會議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沒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時期)有。這個風氣要傳下去

　　早在這次會議之前，胡喬木就作為鄧小平講話稿的起草人為他準備了一份講稿，這也是依照小平本人的意思做的準備。講稿內容有二：第一部分論述了工作著重點轉移的幾方面的歷史意義；第二部分論述如何實現這個轉變。

　　從中也可看出，會前在小平思想里，只要說服中央委員會贊同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就達到了會議的目標。

　　但是到了會議期間，會議形勢出乎意料地發生了變化，僵局已被打破。鄧小平也敏銳地覺察到歷史性轉折的機遇出現了。在這種情況下，許多新情況、新問題一下就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了。

　　鄧小平找到胡耀邦說：“這個稿子的思路不行，你給我找人重寫。”

　　鄧小平親擬提綱，并提出了整體框架和思路。

　　12月2日，鄧小平約胡耀邦、于光遠等在家中談話，談講話稿的重新起草問題，并拿出了自己親筆所寫的講話提綱。在重新起草和修改過程中，鄧小平又與起草者談話，逐條逐字地審閱，并親自擬定講話的題目。

　　大約過了28年，于光遠有一天在故紙堆里翻出了一份珍貴的手稿，竟是當年鄧小平親自擬定的講話稿，老先生激動萬分。

　　他回憶說：

　　12月2日，鄧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里談起草講話稿的問題。鄧小平自己寫了一個講話稿的提綱，一共……是八個問題。

　　鄧小平首先說：想了一下，不準備長稿子。第一個問題是對會議的評價。他說：這次會議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沒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時期)有。這個風氣要傳下去，(這是)很好的黨的生活，黨的作風，既有利于安定團結，(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實在可喜。

　　第二個問題是解放思想、開動機器。他告訴我們寫這個問題時要“講點理論的重要”。他說，這個爭論(指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問題，是國家前途命運問題。他提出要解決新的問題，全黨全民要開動腦筋。

　　第三個問題是發揚民主、加強法制。他指出：現在這個時期更要加強民主。集中那么多年，現在是民主不夠，大家不敢講，心有余悸。

　　第四個問題是向前看。他說：這個會議向后看解決一些問題，目的是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決遺留問題，要快，干凈利落，時間不要長。完全滿意不可能。還說，安定團結十分重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不要糾纏這個問題。“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讓時間來說清，過一段時間再說這個問題，沒有一點虧吃。

　　第五個問題是克服官僚主義。

　　第六個問題是允許一部分企業、地區、社員，先好起來。他說這是一個大政策。

　　第七個問題是加強責任制。

　　第八個問題是新措施新問題。

　　小平有如此詳細的提綱，又做了如此具體的談話，我們這些起草的人就好辦了。從鄧小平那里回來，胡耀邦和我找了國務院研究室的林澗青等人趕緊起草稿子，大約兩三天就起草好了。

　　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就是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那個著名的講話，題目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個標題也是小平親自擬定的。講話提綱挈領地抓住了歷史轉折中最根本的問題，指出了“文革”以后中國向何處去的正確方向和指導思想。它以全新的理論視角，啟發了全黨的思路，振奮了人們的精神，對于推動整個國家走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起到了關鍵性作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從此成為中國人民團結奮斗、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的基本口號，成為新時期改革開放的宣言書。

　　到了12月12日，原定大會結束的前一天，葉劍英夜里12點親自給鄧力群打電話，要求再修改發言稿，以呼應鄧小平的講話精神，鄧力群為此寫到凌晨3點，以至來不及送印，葉劍英只好以那個稿子在大會上宣讀。

　　13日，大會舉行了閉幕會，中央工作會議本該到此結束了，可代表們感到鄧小平講話非常重要，紛紛要求延長兩天來學習和討論。直到12月15日，長達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才真正落下帷幕。

　　又過了三天，1978年12月18日，古老的北京城瑞雪飛舞。上午10時，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京西賓館召開。此次會議僅僅開了5天。

　　后來發表的三中全會公報說：

　　會議決定把全黨工作的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全會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全會在正確分析國內外形勢的基礎上，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

　　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了粉碎“四人幫”之后兩年中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實現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的偉大轉折。從今天看，1978年隆冬的這個會議，根本就是中華民族的一次偉大的歷史性轉折，它的深遠意義已經顯現并將繼續昭示于世。

　　華國鋒：我是下了決心叫大家講話，既然把大家請來了，就要讓大家講話，集思廣益

　　整整30年過去了，今天，所有的主流媒體都在尋訪這30年的歷史軌跡，都在追憶這30年的情形與音畫，回溯至源頭，我們看到的竟是一個如此絢麗多姿的中央工作會議，它依然散發著無窮的魅力，讓每一個尋訪者為之怦然心動。

　　2008年8月20日，華國鋒以87歲高齡謝世。中共中央給予這位中共前高級領導人以極高的評價。更出人意料的是，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也高調撰文說：

　　為何“《實》文”能夠公開發表？為何全國報紙能予刊載？為何各地黨、政、軍領導同志能各自表明態度？不能不說這和當時特殊時期的黨內民主生活有關，盡管這時黨內民主仍是有限的，僅及黨內政治生活的一隅。但這一隅有限的民主空間卻打開了改革開放的廣闊天地。

　　……

　　華國鋒同志的克制、寬容態度也是相當重要的。

　　華國鋒同志當時作為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處于最高領導地位。他認為黨內有思想分歧，應強調團結；黨內分歧引發了不同觀點的斗爭，他強調要從團結的愿望出發；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他認為是個理論問題，要搞清楚。他更沒有暴怒、不計后果地把形勢搞亂弄糟。相反，以后他還為自己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要求停止對個人崇拜的種種宣傳。

　　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華國鋒同志講：我是下了決心叫大家講話，既然把大家請來了，就要讓大家講話，集思廣益。

　　華國鋒同志的這種民主精神和作風，在當時也是難能可貴的，也不是誰都能夠做到的。不知道今天的青年人還有多少人記得華國鋒同志、了解華國鋒同志，我和我的同代人肯定都記得他。

　　……

　　1978年由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引發的歷史的漣漪，越過30年的歲月，依然在歷史的長河中激蕩。 (王偉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