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請姚洋吃了一頓飯,姚洋給仇和送了兩本書。
一本是《國家的視角》,是從當當網買的打折書。另一本《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已經斷貨了,姚洋只有把自己讀舊的書送出去。他希望愛讀書的仇和能看看。
一頓飯吃完,北京大學教授姚洋感覺,仇和語速不快,蘇北口音略有些綿軟,但言談中帶著強烈自信。擁有這種自信的仇和,在就任昆明市委書記后的幾個月中,雷厲風行地開始了一場“新政”。
昆明政府正用強力推進如下變革:鞭策官員、改造城市、開發滇池、治理污染,以及全力招商。在忙碌的官員背后,是舉起鞭子的一把手仇和,一個喜歡用“時間表”來催促政令落實,用“飯碗”問題來威脅阻礙變革者的強硬領導,以及,一個被交口稱贊的“好人”。
發生在昆明的這一切,也就變成一個好人對一個不夠完善的制度的彌補和改善,并迎合了世代渴望清官的百姓的認同。仇和一來,甚至昆明的出租車司機都可以堂皇地揶揄乘車官員:這下你們這幫當官的可有人治了。
既有清廉的作風,又有廣泛的民意支持,再加上過去種種成功經歷,仇和書記大概無法不自信。而面對一個習慣推諉和扯皮、效率低下的政府機器,這種自信又往往變成推行施政理念不可缺少的條件。
結果一目了然:一個好人為民謀利的自信,遇見一群百姓需要別人做主的訴求,昆明新政也就不可阻擋了。
這個新政讓許多人眼前一亮:它要求5年內改造完336座丑陋的城中村。它要求之前需要25天辦完的戶口本在一天內完成。它要求這座城市利用外資和實際引進市外資金的數額,比前一年增長100%和70%。
“破鼓須用重錘敲”——當地百姓用新民謠發出歡呼。
偏偏有人指手畫腳,比如姚洋。因為之前曾在報紙上公開表示擔心仇和的新政“毀掉”滇池,仇和專程請他到昆明參觀。負責宣傳的官員陪他看了滇池的規劃,陪他看了高新開發區建設,但并沒有滿足他到城中村改造現場看看的愿望。
盡管被仇和的大度感動,盡管部分認可仇和的政策,但這個“喜歡空談”的書生,還是指著一本外國人寫的書,要給仇和敲敲警鐘。《國家的視角》這本書,封面上赫然寫著: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
讓我們一起讀讀這些被釘上歷史之柱的故事:原本為改變巴西人落后生活狀況而建的新首都,結果變成受人排斥的“死城”。本意是使農民更幸福而建設的集體村莊,卻導致農民生計潦倒。
為了人民的福利推行的政策,并不一定為人民帶來好運。尤其,當這個政策是由一個英明但主導性很強的領導者,以強力推動時。
我們發自真心地為仇和感動。但我們更有義務提醒。
我們提醒這樣一個領導者,在面對自己管轄的一方社會時,應有所敬畏。須知,任何一個社會的年齡,都大于管轄它的那個政府,而任何絕對化的指令,總會忽視細節。對一個社會來說,任何細節都與某一部分人的利益息息相關。
“你不是全知全能的,任何人的理性都不足以判斷所有的變化。”姚洋說。他擔心,自信和自負之間,有時是一步之遙。而一旦人的自信不加控制,那么,就有可能變成哈耶克所說的“致命的自負”。
在這種“致命的自負”下,人類曾經做出許多巨型設計。然而,社會是用小步慢慢走過來的。每一個大型的社會實驗,都存在失敗的風險。國外或國內的不少教訓都告訴我們,個別人主導的龐大的社會實驗一旦失敗,后果慘重。
當然不是說失敗不能避免。我們希望仇和成功,昆明人也需要他成功。只是,在歷史的階梯上,我們愿意和他一起探索,哪些陷阱值得警惕。
該警惕的,又何止是仇和。這個明星官員身后代表的,是中國各級政府及其主要負責人日益膨脹的“父母官”意識,以及根植于對個人過分依賴的危險。
希望自信的仇和先生,還有他的追隨者和贊美者們,能聽聽這番話,也看看這些書。(張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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