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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王利明透露，《城市拆遷條例(草稿)》已經擬定，該草案最重要的變化，是要以政府為拆遷主體來進行制度設計，明確拆遷屬國家征收行為，由政府來主導完成，而非開發商(據3月9日《京華時報》)。

　　政府從開發商手中收回拆遷主導權，當然是一大進步。本來，城市拆遷作為一種私有財產征收，屬于一項重大的行政職權，開發商并沒有資格來行使。讓開發商淡出城市拆遷，這不僅是法治精神的回歸，也利于緩和當下此起彼伏的拆遷矛盾和沖突。

　　然而，地方政府主導是否會確保拆遷合乎公共利益，值得商榷，畢竟地方政府亦是一個現實利益主體，過去也有事實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和開發商結成強勢的利益同盟，于是有些城市拆遷難以避免地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謀強勢集團之利。

　　因此，城市拆遷的主導權不宜地方政府獨擔，而應由地方政府和居民一同分享。所謂居民“主導”，比起居民“參與”，顯然要提高一個層次，更具有硬約束。“參與”意味著居民是被動的，居民的意見之于地方政府只是一個參考而已。而“主導”意味著居民可以是主動的，與政府享有平等的地位，拆遷的過程必須體現大多數居民的訴求。

　　具體而言：城市拆遷動議的發起人可以是地方政府，也可是居民，居民可以按法定的程序否決政府的動議；拆遷補償標準須經政府和居民討論再制定，而不是由任何一方單方面決定；拆遷區域該如何規劃建設，須由居民和政府共同商討；拆遷重建是由開發商來完成，還是居民自修自建，居民有決定權；對于較小區域的拆遷，居民有權建立類似住房合作社的組織，全面負責本區域的拆遷重建，政府有責任為居民提供政策優惠和資金支持；如果是由開發商來實施的大規模拆遷重建，居民有權選擇開發商，直接與開發商談判，提出種種要求，例如回遷、解決就業、由開發商出資修建一些社區公共設施。

　　地方政府和居民共同主導城市拆遷，是保證公共利益的必要條件。公共利益不是一個抽象化的名詞，也不是幾條法律條款就能完全涵蓋的，公共利益實際上應是一種博弈的結果。地方政府和居民平等博弈，討價還價，相互妥協讓步，就終形成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結果，實現各自利益的最大化，這才能使公共利益名至實歸，經得起考量。反之，地方政府或居民的利益若不能拿到公共的平臺上來討論、甄別，最終形成讓各方心悅誠服的結論，那這樣的利益就不能冠以“公共”二字。

　　有人或會擔心，若地方政府和居民不能相互說服，導致一個僵持局面那該怎么辦？這就可以提交人大來討論，通過投票表決來破解僵局，按照法律規定，地方人大對于地方重大事務享有決定權，而城市拆遷牽動面往往甚廣，屬于“地方重大事務”范疇。而且，我們更有司法作為定紛止爭的最終依靠。

　　世界上許多城市都有通過政府和居民共同主導，化解城市拆遷難題的成功經驗。例如，美國紐約市的優列譜(ULUEP)，即紐約城市土地利用審批程序。優列譜是社區居民對城市規劃委員會審查事項表達意見、公共聽證、投票流程以及提交推薦方案的標準程序。任何建議和管理只能在標準內進行，不能任意擴大、超越各自的權限。這種以明確、完備、硬性、可操作的程序，來實現居民對于城市拆遷話語權的做法，值得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