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尹鴻偉
“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了。”《桃花扇》中這幾句形容世事興衰無常的經典臺詞，恐怕要被改成“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被查了”，因為中央又開始新一輪的清理政府豪華辦公樓、培訓中心了。
在過去的歷史長河里，中國到處是記錄著過往輝煌的紀念碑式建筑，大到長城、故宮和兵馬俑，小到各地的樓堂廟所。現在，從繁榮的沿海地帶到廣闊的西部內陸，從寒冷的黑龍江到炎熱的海南島，中國各地的官員們則希望以大興土木，建造更豪華的辦公樓來“留下歷史的印跡”。
這樣的情況似乎不能自動停止了。于是“清理政府部門豪華樓堂館所，已被中央紀委、監察部確定為今年的一項重要任務”。監察部有關官員公開表示：2007年全國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將全面清理政府機關近年來興建辦公樓、培訓中心等情況，嚴肅查處違紀違規行為，對典型案例進行曝光。根據地方上的相應工作安排可以看出，“近年來”基本確定在2003年1月之后。但是“亡羊補牢”式的工作計劃遭到了一些人的質疑，重慶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副院長蒲勇健說：“為什么在大樓建蓋之初，有關監督部門沒有做到未雨綢繆？不管結局如何，這樣的尷尬情形是任何中國高層領導人不得不面對的。”
斥巨資競造大樓
近年來，各種各樣關于“中國豪華辦公樓”的消息和情況不斷被媒體和互聯網公之于世。
僅有12名在職職工的重慶市萬州區天城交通局，竟建面積近萬平方米的豪華辦公樓兩棟，人均600平方米；而從萬州區前往忠縣，在距離縣城12公里的黃金鎮，一座占地5.95畝宮殿般的建筑奪人眼目，門闕上掛著的牌子證明其為鎮政府的辦公樓；繼續沿著長江向東走，“云陽縣消防中隊只有10多個人，卻占了9畝地，建設成本很大”等情況不斷呈現。
在重慶市西南部，江津區的幾江街道辦事處辦公大樓被中國網民稱為“國內第一豪華街道辦事處”，另外其德感街道辦事處篆山坪村辦公樓“進樓需過兩扇高約4米、寬可進轎車、上面鑲嵌獅子的大鐵門；站在直徑1米多的羅馬柱門框下，需仰頭才能看到房頂；樓內有21間房，面積1200平方米，出入的是11名以深藍色西服為工作服的男女”。
事實上，要是把目光投向重慶市更高級別的政府部門、單位，辦公樓則更是一家賽一家龐大和豪華；如果再把目光從三峽庫區、從重慶市投向全中國，類似的情況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按照建設部的說法，中國662個城市、2萬多個建制鎮中，約有1/5的城鎮建設存在“形象工程”(寬馬路、大廣場、豪華辦公樓等)。
在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山西省渾源縣，2006年縣財政預算還不到1億元，但其縣檢察院卻耗費1000多萬元建起豪華辦公樓；山西省忻州煤礦安全監察局僅有10名工作人員，卻有四五十間帶衛生間的超大面積的辦公室，有36套超大面積住房。
另外，外觀狀似“白宮”的河南省鄭州市惠濟區政府辦公樓，更以其山水景觀式的建筑格局和530畝的占地規模聞名天下。
“現在，不少地方、部門和單位講排場、比闊氣，花錢大手大腳，奢侈之風盛行，群眾反應強烈。這種不良風氣必須堅決制止。要嚴格控制行政機關新建、擴建辦公大樓，嚴禁建設豪華樓堂館所，切實規范公務接待行為，堵塞管理漏洞，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建設節約型政府。”2007年3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確認了這些情況的存在和嚴重性。每年的政府行政管理費用已經膨脹到7000億元以上。
權力伴生灰色收入
“各地的豪華辦公樓說明了政府機關在行使權力時有大量的灰色收入。”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表示。
事實也有佐證。2004年10月，公安部警務督察局在河北省公安廳的協助下，查處了張家口市公安局經偵支隊大肆罰款創收，繼而蓋起造價2000萬元的宿舍樓和豪華辦公樓的情況；2004年11月，云南省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級法院花費3000多萬元蓋辦公樓，超出財政預算1000萬元，由于無錢支付工程款被建筑公司告上法庭；2006年5月，山西省渾源縣檢察院利用參與公路治超的機會，動用了上千萬元罰沒款蓋豪華辦公大樓被查處。
事實上，除了正常的稅收外，現在公安、工商、衛生、計生……幾乎每一個有行政收費、罰款等經濟來源的地方政府部門都在千方百計“創收”，盡管國家規定了“收支兩條線”政策，但是各種部門“總是有辦法把大部分錢要回來”，除了部分用來發放員工福利外，更多的款項都被用來進行各種基礎建設。
現在，中國很多地方政府把修建豪華辦公樓當作政績，美其名曰“展現地方形象”，為了“招商投資”。但是各種“形象工程敗壞形象”的事例也在不斷出現，“一些地方向企業和下級單位斂錢，甚至擠占挪用農村養老金等各種專項資金；有些地方通過執行罰沒收入，買賣手中審批權限等方式籌集資金；有些地方是從銀行貸款，還長期拖欠工程款”。
作為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通過土地買賣獲取的收入也有很多部門用于搞形象工程。
除了豪華的辦公樓外，各種政府機構下轄的豪華培訓中心也伴隨而生，尤其在北戴河、三亞、桂林、昆明、廬山、黃山、葫蘆島……這些著名的旅游風景地，新華社調查后表示：豪華培訓中心可謂遍地開花。與此同時，這些利用各級財政資金所辦的機關事業賓館卻虧損浪費嚴重。
當前，各黨政機關以及國有企事業單位等培訓中心的功能已發生嚴重異化，培訓中心已變相成為相關部門和機關的創收工具、“權力尋租”的黑洞和滋生經濟犯罪的“溫床”。
以吉林省為例，其共有241家縣以上國家機關、事業單位所屬賓館，累計投入財政性資金23.75億元，從2003年至2005年年均投入達2.6億元。這些財政投入資金，有的是財政直接投入的，有的是挪用專項資金，有的是以減免稅費、國有土地使用權租金等形式變相用財政性資金投入的。而經過審計后表明，由于普遍性的經營管理不善，截至2005年年末，241家賓館的賬面反映累計虧損1.95億元，其中僅2003年至2005年賬面虧損就達1.25億元。
除此之外，更不斷出現“每一棟金碧輝煌的大廈背后都要倒下一批官員”的“中國特色故事”。
2007年1月，決策建造外觀狀似“白宮”的豪華辦公樓而出名的原河南省鄭州市惠濟區區委書記馮劉成因貪污受賄670余萬元被判處無期徒刑，成了鮮明的例證。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城市里的“黨風廉政教育中心”竟然是紀委的豪華辦公樓和紀委領導的高檔住宅。
辦公樓應該怎么建？
中央政府一直在探尋如何解決地方政府熱衷于基礎建設的問題，甚至已經開始借助衛星圖像發現邊遠省份的非法建筑項目。但是前者過去常用的行政性指令——下令國有銀行停止貸款、限制土地出售以及暫停政府對大型項目的批準，不再像以往那么有效，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后者早有應對之術了。
已有“熱心人士”為對付這些情況而“出謀劃策”：制定相關法律嚴格控制政府機關辦公采購，行政大樓建設和內部改造必須經上級人大批準；立即停止對政府大樓項目的審批；制定政府辦公條件標準，嚴禁超標準采購和建設；立即制定計劃，有計劃地變賣現有的超標準政府大樓，變現收入應用于改善醫療、教育和科研等領域條件；對違反規定的有關責任人應給予黨紀政紀處分，甚至追究刑事責任。
但是情況也許不那么簡單，因為建政府大樓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政治行為和需要了。中國經濟已經發展到一個龐大而復雜的程度，很難靠政府指令進行調控。蒲勇健說：“現在，中國高層領導人要解決的最大難題之一是如何讓那些執行其具體政策的下級官員服從命令聽眾指揮。”
整頓樓堂館所的歷史其實可以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2003年以來這一波興建豪華辦公樓的風潮卻與規范政府收入和支出有關。任建明認為，灰色收入透明化以后，錢用不出去，相關單位就把收入用來蓋辦公樓和購置辦公設備。
一些地方政府能夠斥巨資來建豪華辦公樓，監督缺位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政府對大量預算外資金的使用是在人大監督之外的，人大無法監管預算外資金，監管上的缺失使得地方的一些官員“放開了手腳”。而在西方大多數國家，地方行政管理比較透明，例如在法國財政部的網站上任何人都可以查到所在市鎮、省和大區一年的收支詳情。
在許多人看來，清理政府機關豪華辦公樓的實質應該是究責。盡管媒體對于各種政府豪華大樓、工程曝光不斷，但是卻很少有官員為此而承擔責任，無論是下馬還是檢查。
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最近也披露，2003年以來僅基建審計就核減工程款550多億。
行政拉動的邏輯
不可否認，興建豪華辦公樓有攀比心理和享樂心理作祟的原因。但是在這些此起彼伏的豪華大樓中，“云南省紅河州州級行政辦公樓”卻給出了另外一種邏輯。
位于云南省東南部，與越南接壤的紅河州，原地處個舊市(縣級)，2004年經國務院同意搬遷至蒙自縣。云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梁公卿表示，面對國際國內新形勢，紅河州級機關遷移蒙自是為了發揮紅河在云南省參與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的橋頭堡通道作用，“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于是，規模57830平方米的“紅河州辦公大樓”就這樣在一片人跡稀少的土地上建設起來了。
批評者對于其“鋪張浪費”激烈之詞自不用說，尤其對當地失地農民的未來生活表示了擔憂；但是也有人表示“環境不錯，空氣清新。沒事晚上去那里跳跳舞，早上去打打太極，還是要得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紅河州辦公大樓”不但成為地標性建筑，更帶動了所在地蒙自新城周邊的地價飆升，而造價兩億多的大樓，政府只花了不到1000萬元，其他的經費都是由開發周圍地產的公司來出資，這樣的置換方式政府和地產公司都獲得了利益。
時任紅河州州長白成亮對建造如此政府大樓是這樣解釋的：“有人說，既然我州有那么多貧困人口、下崗職工，為什么還要斥資上億元，建設一流的州行政中心辦公樓，而不把有限的資金用于那些需要幫助扶持的人？州行政中心移遷蒙自是我州全面加速發展，建設滇南中心城市、統籌南北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必然要求。要建辦公樓，是各機關單位各自為戰，自建自己的小窩好呢？還是統一規劃建設好？是馬馬虎虎地隨便建蓋，時間一長讓后來的領導不滿意，又重新建蓋好呢？還是建設一個至少50年不落伍，可以展現紅河形象，建成全國一流模范自治州的行政中心辦公樓好？”
但著名作家白樺2006年在其《大廈的基礎》一文中寫道：“(紅河州)那些還背著背簍的哈尼族、彝族、瑤族、傣族、苗族、拉祜族和總算走出了叢林的苦聰人，敢于心平氣和地走進這座舉世無雙的大門嗎？”
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到今天，各級政府最基本的設施需要——辦公樓應該怎么建，好像突然變成了一道難解的題。
(摘自《南風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