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廣州12月7日電 題：“中山大學極地”號首次北冰洋科考對環境史研究價值幾何？

　　——專訪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費晟

　　中新社記者 郭軍

　　“中山大學極地”號是繼“雪龍”號與“雪龍2”號后中國第三艘破冰科考船，也是中國高校首艘破冰船。2024年7月26日至10月8日，該船從廣州出發至北冰洋開展首次極地綜合科考。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費晟全程參與，這也是中國首次組織歷史學者參與正式的北冰洋科考活動。此次科考有何重要意義？取得了哪些成果？對海洋環境史研究價值幾何？費晟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作出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山大學極地”號從廣州出發至北冰洋開展首次極地綜合科考活動，有何背景和特別意義？

　　費晟：今年是中國極地考察40周年，2月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致中國南極秦嶺站建成并投入使用的賀信中指出：“希望廣大極地工作者以此為契機，繼續艱苦奮斗、開拓創新，同國際社會一道，更好地認識極地、保護極地、利用極地，為造福人類、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在此背景下，“中山大學極地”號順利完成首次北冰洋科考，標志著中國繼“雪龍”號與“雪龍2”號之后，正式擁有了第三座能在北冰洋中央冰區作業的海上科考平臺。

　　不過，雪龍系列破冰船及其科考活動是由自然資源部直接管理和組織的，而“中山大學極地”號的北冰洋航次則是首次由中國高校負責組織的極地科考。本航次科考隊員的背景覆蓋文、理、醫、工四大學科門類，還專門組織了研究生隊員接受不同學科背景專家現場集體教學指導，這些都是此次科考的高校特色。“中山大學極地”號北冰洋之旅不僅是對中國極地科考事業的有益補充，也意味著中國高等教育在極地問題綜合教研領域邁出重要一步。

　　此外，今年是中山大學百歲華誕。近年來中大始終高度重視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開展有組織的跨學科研究，特別是立足區位特點推進深空、深海與極地研究。“中山大學極地”號此次科考活動標志著學校所追求的高質量內涵式發展取得實質性成果。

　　中新社記者：中國首次組織歷史學者參與正式的北冰洋科考活動，作為親歷者，您此行考察和關注的重點有哪些？在74天科考行程中，有哪些新鮮的體驗和發現？

　　費晟：歷史學者參加北冰洋科考，并不是去做科學試驗，而是根據自己的研究興趣與專長去理解并記錄科學家及其工作，同時基于對周圍環境與科考隊員的實時觀察，深化對自己研究的思考。

　　我的一個深刻體會是，如果沒有國家強有力的支撐和引導，中國極地科考事業無法實現如此發展和繁榮。極地科考除了需要科學家的專業追求、國際同行相互激勵與啟發，國家對科學研究和國際聲譽的重視至關重要。

　　我是一名環境史學者，近年來的研究重點是太平洋環境史，因此對此次科考有更多本學科特點決定的特別感受。

　　首先是增加了對北太平洋遠洋航海的直觀認知，尤其是鮮明的海洋環境變化。在兩個多月時間里，我們從南海出發，穿越東海、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再進入楚科奇海，隨后原路返程。我親眼目睹或體驗了包括涌浪、臺風、浮冰、密集冰、極晝、極光以及形態各異的海洋動植物，也觀察了各類海船和航海規范，這些都特別有利于我理解海上人群生計的演變歷史與社會文化的成因。

　　環境史學者特別重視跨學科尤其是與自然科學的交叉研究，因為他們認為人類歷史不僅是人類社會內部演化的結果，更是人類與自然界其他要素互動的產物。這就大幅增加了研究的難度，比如環境史關注氣候和海洋環境變化等因素對歷史進程的影響，也意識到近代以來人類干擾自然環境的能力大大提升。但是自然要素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人類歷史？它們又以何種方式具體影響歷史進程？反之，就自然環境變化來說，工業革命以來人為活動的影響是否真如“人類世”(Anthropocene)支持者所強調的那樣，已超越大自然的內在變化，種種立論背后的科學依據究竟如何得出、是否可靠，歷史學者知之甚少。

　　而南極和北極是討論氣候和生物多樣性變化等重大環境問題最理想的抓手。我試圖觀察科學家如何通過對海水、海洋生物、冰芯、大氣成分的分析去驗證或修正既有結論、提出新觀點。我發現自然科學家對許多議題都存在爭論，不僅在不同學科間，同一學科內部也未必統一。所以我意識到，以后再使用科學研究成果來對歷史提出新解釋時，至少要更加審慎、全面地做好學術史梳理。

　　此外，我深刻感受到不同學科專家間還是缺乏了解，自然科學內部也是如此，而不少專家并非對他人缺乏興趣，只不過長期以來缺少合適的機會交流。科學史是環境史的重要支撐，而科學史研究不僅關注具體科技問題，關于科學工作的組織以及科學家個人特點也是重要議題。我對科學家工作的組織方式、協作手段、工作流程以及個人生活有了許多新感悟。我們早該意識到，不同學科本身的特點及學術文化規訓之外，個性因素同樣會大大影響科研成效。我深深感到，能容納不同學者的科考船實在是一個促進學科交流的好平臺。

　　中新社記者：從海洋環境史視域角度分析，此次極地科考活動取得了哪些成果？

　　費晟：出于對科學家未發表研究成果的保護，我只能籠統地介紹這次科考的成果。一是成功完成了許多自主科研裝備的海試，在總結經驗與教訓后，一定會有利于下一步的設備研發。二是本航次在北冰洋的走航軌跡非常科學，既縱貫南北，又在很大程度上復刻了十年前外國科考船完成的軌跡，因此取得的很多樣本可以跟前人研究成果直接對比，有利于溫故知新。三是船舶工程專家與海冰力學專家配合，針對“中山大學極地”號破冰船航行的極限性能及特定形態的海冰力學特點完成了同步雙向測試，證明這條改造后的“老船”仍具備良好的極區作業性能。

　　中新社記者：目前在極地科考和極地海洋環境史研究方面，中外主要有哪些合作？

　　費晟：中國極地科考與國際同行一直保持著開放且密切的合作，包括至今都在執行的國際合作航次以及在挪威建立的中國北極黃河站等。在極地海洋環境史研究方面，中外合作還不多，就我個人而言，我曾經應邀參加過瑞典和澳大利亞舉辦的相關研討活動，也邀請過俄羅斯、澳大利亞、美國與德國的學者為我們開設專題講座并舉辦國際會議，但目前來看，研究上的國際合作還有待進一步提升。

　　中新社記者：環境史是歷史學領域跨學科及綜合性學科特色濃郁的分支學科之一，中國在環境史研究方法和路徑方面有何特色？近年來有何新趨勢和動向？

　　費晟：環境史是歷史學最新興也最強調學科交叉的研究領域。中國環境史研究深受國際學術共同體影響，但也有很多傳統特色。

　　從學術史上看，中國的環境史研究深刻根植于中國歷史地理、災害史以及農業史的學科基礎上。因此中國環境史研究的方法和路徑也帶有許多上述學科的特點，包括通過民間檔案、口述與田野調查方法，對本土經驗和知識進行總結梳理。

　　從研究路徑上看，許多自然科學研究成果已被有意識地引入環境史對既有歷史學結論的重新檢視，包括氣候變化對特定歷史時期社會治理制度的影響等。

　　近年來，中國環境史研究有很多新趨勢和動向。首先是整個學科從方興未艾走向全面繁榮。環境史在中國史學界已不是新奇名詞，且學術共同體規模在不斷擴大。

　　其次是研究議題越來越廣，研究越來越細化和深入。今天中國的環境史研究已與歷史學研究的許多其他領域尤其是專門議題整合，包括但不限于醫療衛生史、海洋史、動植物歷史、社會史、移民史等。

　　第三是中國環境史研究國際化程度提升，中國學者國際影響力明顯增強，比如中國學者連續擔任重要國際學術組織委員等職務。(完)

　　受訪者簡介：

　　費晟，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區域與國別研究基地大洋洲研究中心主任，入選國家重大人才計劃青年項目。長期致力于近現代大洋洲史與海洋環境史研究，重點是移民與環境改造問題以及海洋治理問題，是中國首位全程參加北冰洋科考的專業歷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