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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初次見面時會詢問：“您貴姓？”得知彼此同姓后往往頓生親近：“我們五百年前是一家。”17年來，中國科學院有一位學者從遺傳學的角度對中國人的姓氏進行了數據統計和分析，結果發現，通過對姓氏的研究可以揭示人類基因的奧秘，特別是男性Y染色體的奧秘；并且，同姓者未必“五百年前是一家”。
“姓氏基因”幫中國人尋根問祖
2000年，中國科學院遺傳研究所的群體遺傳學家袁義達將宋、元、明、當代四個時期的100個常見姓氏的人口分布曲線繪出后興奮不已。“這四條幾乎重合的曲線說明，一千年來中國人的姓氏傳遞是連續和穩定的。”這是袁先生的成果，同時也是進一步研究的基礎。
中國姓氏有史可查且可靠的記載，主要為秦漢以后的文獻。五千年來，自伏羲氏時代開始，中國人的姓氏基本上都是依父系傳遞，姓氏的傳遞方式與人類男性Y染色體的遺傳方式一樣，都是以父傳子的方式垂直傳遞。因此，群體遺傳學家假定，姓氏為一種遺傳性狀，對應男性Y染色體上的一個等位基因，這就是“姓氏基因”。目前漢族使用的姓氏大約3500個，也就是說中國人Y染色體上的“姓氏基因”有3500多種等位基因。
“Y染色體是人類遺傳過程中最穩定傳遞的染色體，而目前我們對它所知甚少。由于姓氏與Y染色體傳遞模式驚人相似，姓氏文化記錄了中國人五千年父系社會的進化史，也記錄了Y染色體近五千年的進化史。”袁義達說。盡管中國人也存在改姓的現象，但是這在整個中國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很大一部分在第二代時又恢復原來的姓氏。在多數情況下，改姓往往選擇已有的大姓，因此改姓不會嚴重影響群體內姓氏的分布。
群體遺傳學者整理出中國各地漢族人口的ABO血型分布情況，然后進行親緣關系比較；再整理各地姓氏分布情況，進行親緣關系排列。結果發現，前后二者是一致的。僅一百年歷史的現代遺傳學基因理論與中國文化的某種契合讓袁義達先生頗為驚嘆。
“因為人的生命長度有限，通過血型只能進行近一百年的群體遺傳學研究。而姓氏可上溯至幾千年前，這就極大地拓展了群體遺傳學的研究空間。”袁義達舉了一個例子，從某古墓地挖掘出了男性尸骨，死者的姓氏得到確認，若有與之同姓的當代人想知道自己是否是死者的后代，可以把從尸骨中提取的Y染色體基因與當代人的相對照，如果一致就可斷定死者是祖先。“‘姓氏基因’可以幫助中國人尋根問祖。”袁先生說。“兩個同姓的人，如果檢測其Y染色體基因不一致，則說明其祖先不同，必然有一個是改了姓的。”
“有多少個姓氏，就可以斷定至少有多少位祖先。”袁義達1997年出版的《中華姓氏大辭典》收錄了中國古今姓氏11969個。前不久他接到香港佛陀協會的電話，該協會建立了“姓氏祠堂”，已經做好了11969個祖宗牌位等待全世界的華人來祭拜。袁義達說：“中國人五千年來的姓氏總數肯定遠遠不止這個數。我們還在繼續收集和整理，目前收錄到的姓氏已經超過了22000個。”
姓氏：歷史與自然的紐帶
1968年，21歲的袁義達在山西懷仁縣插隊，別人用來打牌、閑聊的時間，他卻用來翻閱從老農家借來的《康熙字典》。他發現，在姓氏部分，有很多姓是從來沒見過的，有的甚至連字他都不認識。從此他開始抄錄這些眼花繚亂的姓氏，插隊結束時已經積累了2700多個。這就是袁義達對姓氏研究的緣起。后來上大學專業是生物化學，畢業分配到中科院遺傳研究所工作，似乎離他感興趣的姓氏遙遠了。
1984年，世界著名的群體遺傳學家、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魯卡?卡瓦利-斯福扎來到遺傳研究所，帶來了“姓氏基因”理論，他希望能與中國的遺傳學家合作，通過研究姓氏在人群中的分布，分析人群間的親緣關系和歷史上人群遷移模式等。而從事這項研究僅有自然學科的知識是遠遠不夠的，對姓氏、歷史有著濃厚興趣的袁義達先生于是自告奮勇，他慶幸終于找到了屬于自己的研究方向。現在，姓氏群體遺傳學——人類群體遺傳學的一個分支，已經成為國際上一門新興的學科，而袁義達先生是中國惟一從事此項研究的學者。
前不久一家電視媒體提出采訪袁義達先生，袁先生為慎重起見請示了研究所領導，領導提了兩條要求：不泄露研究機密，不貶低同行。聽到后一條，袁先生樂了：“我沒有同行。”
在袁先生的書架上，一排《二十五史》和眾多歷史學書籍格外醒目。他說：“別人讀史注重故事，我關注人名、姓氏。那些烈士、烈女名錄就是我進行歷史上姓氏統計的資料來源。”
袁義達發現，“姓氏基因”研究顯示的生動的生命遺傳信息與歷史的發展可相互印證。宋、元、明、當代四個歷史時期的姓氏分布曲線雖然吻合一致，但也存在細小差異，如明朝七大最常見姓氏占人口的比例比宋朝和當代都低1%以上，反映出宋朝到明朝中國人口曾經大幅度降低過。歷史人口數據表明，由于連年戰爭和屠殺，在元朝，北方和四川的人口急劇減少，而浙江、江西、湖南、湖北一帶的人口卻相對增加，姓氏分布記錄與此吻合。北方地區主要姓氏王、李、張、劉和楊占人口的總比例在明朝比宋朝和當代都低1個百分點，尤其趙姓的比例降低了4個百分點，這是因為趙姓是宋朝的皇室之姓，自然受到更大的沖擊。到了清朝，政局比較穩定，經濟發展，人口迅速增加至4億，南北人口比重趨于平衡，因此大姓人口迅速增加，以至恢復和超過了宋朝時期相應姓氏所占的比例。
“目前，‘姓氏基因’研究最引人注目的結果是：同是漢族姓氏，卻可以從血緣上分成兩大分支，以武夷山-南嶺為界，南北兩地漢族血緣差異頗大，甚至比南北兩地與當地少數民族的差異還要大。”袁義達介紹說。十幾年來，袁先生與助手收集了上百萬份血型以及酶、蛋白質等遺傳標記數據，研究其分布規律，并和姓氏的區域分布比較，從遺傳學角度進一步證實了以前生物學和人類學、歷史學得出的結論：漢族只是文化上而并非血緣上的完整群體，整個漢族是在與少數民族的逐漸交融中形成的。
中國人的姓氏資源
中國人姓氏的歷史已經有五千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姓氏。在世界其他地區，姓氏的產生不過是近一千年的事情。歐洲大陸普遍使用姓的歷史只有400年。日本在公元5世紀出現姓，但只是貴族的特權，并未在民眾中普及。直到明治維新時期，1875年政府頒布法令，實施戶籍登記，日本人才急匆匆為自己找姓，多以所居地名為姓，因此多為兩字姓，當時日本人一下子涌現出3萬多個姓來。
中國人，特別是漢族社會中，宗族觀念根深蒂固，同姓同宗在漢人眼里是一種很強的聯系紐帶。袁義達認為，中國姓氏是中國幾千年父系社會全過程的見證，它以一種血緣文化的特殊形式記錄了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中國人的姓氏種類和分布是一項重要的國情。”
在中國的東南和南部地區、港澳臺地區和海外華僑中，修家譜十分盛行。據袁義達介紹，民間的家譜類的傳統資料是研究中國漢族亞群體的重要資料，以美國猶他州國際家譜研究中心為代表的一批國際研究機構，長期以來一直十分重視收集中國人的家譜，并結合著各種學科的需要，研究著中國人家譜的歷史、今天和將來。中國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等收藏了中國年代最古、質量最高的家譜，全國圖書館收藏的家譜種類達兩萬多種，總數大約20萬冊，這還不包括民間收藏和1949年以后重修、新修的家譜。“這是一筆巨大的財富和具有持續研究價值的寶貴資源。”
“除了通過姓氏研究中國人的源和流、研究漢族劃分標準、研究中國人Y染色體基因的多樣性，姓氏群體遺傳學還要研究姓氏與病理的關系。”袁先生說。
國外最新的科研結果表明，男性成人細胞在減數分裂時的染色體突變率是女性的兩倍，而基因突變和疾病的發生關系密切，這和Y染色體目前尚未得知的功能有何聯系呢？“既然姓氏反映了基因的傳遞，那么對‘姓氏基因’的研究就有望找出疾病分布與姓氏分布的關系、長壽因素與姓氏的關系，甚至找到藥物的姓氏差異。”
“患同一種病，因姓氏不同吃不同的藥將來不是沒有可能的。”袁義達說注重個體差異正是醫學未來發展的方向。
文章來源：《華聲視點》
原標題：中國姓氏中的遺傳密碼
作者：張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