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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在政治論壇上，他們應當放下經營之事，以政治家的視野看待、討論公共問題，推動法治、民主建設的進程。惟在具備這樣的政治成熟之后，新社會階層才能夠恰當地定位自己的政治角色，成為社會秩序的建設性力量

　　新社會階層進入各級人大、政協，是近些年來中國政治的一個新氣象。不過，今年兩會上，一些新社會階層代表、委員的發言、提案，卻引起了輿論的廣泛關注。

　　其中一位全國政協委員、北京某房地產公司老板穆麒茹說：“釘子戶”也導致了房價上漲，把開發商都當成高房價的罪魁禍首和過街老鼠是不公平的。不過，風頭最健的是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紙業女首富”張茵，她一口氣提出了三條提案：首先提議對剛剛開始實施的《勞動合同法》中無固定期限合同進行修改。又說，稅率太高會嚇跑富人，建議為月收入10萬元者減稅。第三，鼓勵企業進口先進高效的節能環保設備，給予5年至7年的免征進口關稅和增值稅的過渡期限。

　　平心而論，這兩位政協委員的意見未必全無道理，但是，在這樣的政治舞臺上帶有強烈利益偏向來談論一些公共問題，顯然是不合適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導致輿論對新社會階層、尤其是其中的商人群體參政議政能力的懷疑，對近幾年貧富分化背景已經相當敏感的民眾的神經，可能更會再次受到不應有的刺激。

　　新社會階層確實有資格被納入政治領域參政議政。來自中國共產黨統戰部的數字顯示，目前中國新社會階層人數大約為5000萬，這個新社會階層的概念比較寬泛，包括工商群體、依靠知識獲得較高收入的新興專業群體等。

　　僅就其中的工商階層而言，掌握或管理著10萬億元的資本，直接并間接貢獻著全國近三分之一的稅收，每年吸納全國半數以上新增就業人員。他們已經成為社會、經濟、文化結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而政治結構顯然對此有所調整，因此執政黨一直在考慮如何將其納入政治舞臺。這個群體中的一些人士也不乏政治進取之心。人大、政協中的個體、私營企業主在2003年產生的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名單中，2984名代表里有55名私營企業家，更有一百多位私營企業家擔任全國政協委員。

　　不過，就在私營企業家在政治舞臺上獲得發言機會的時候，社會對財富、對私人企業家的看法，似乎發生著某種微妙的變化。人們看到，自90年代以來，社會財富在迅速增加，但是，財富的分配卻并不均衡，出現了貧富分化現象。一些人的財富成億成億地增加，大量民眾的生活壓力似乎越來越大。

　　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很多人改變了對市場、對財富、對私人企業的看法，私人企業的“原罪”問題被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輿論對富豪的質疑不絕于耳。很多人寧愿相信，富人的財富就是通過對窮人的剝奪獲得的。

　　民眾、輿論的這種看法是否正確，仍在爭論。但有一點應較明確：導致財富不均的并不是富人的私德，而是制度安排存在某種程度上的不合理。

　　富裕群體可能會覺得，自己也是這種不合理的制度的受害者。但無論如何，民眾、輿論對富裕群體、對他們手里所掌握的財富的負面看法本身，就已經構成了富裕群體不得不嚴肅面對的一個事實。假如富裕群體對此作出正確的回應，社會內部的緊張就會趨向緩解，從而實現多贏；否則，不論對富裕群體來說、還是對整個社會秩序來說，后果相當嚴重。

　　應當說，由富裕群體構成的新社會階層大量進入政協、人大，在政治舞臺獲得發言的機會，是一個實現政治和解的大好時機。事實上，相當多的兩會代表、委員，也在這方面付出了努力，他們的提案關注民生問題，關注法治與民主制度建設。

　　不過，也有一些新社會階層的代表、委員，缺乏必要的政治意識。在兩會這樣嚴肅的政治論壇上，熱衷談論自己的企業、自己所在的行業的現狀、問題與政策。有些人雖然談到更廣泛領域的法律、政策、社會現象，但其視角依然是狹窄的。他們發表意見的目的似乎相當單一：保護、增長自己企業、自己所在行業、群體、階層的權利和利益。有些人甚至直接冒犯民眾的情感，在涉及窮人與富人、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的糾葛問題時，輕率發言。這種發言難免引起民眾強烈的情感反彈。

　　長期以來，中國的政治空間相對缺乏私人企業家對公共決策發表意見的渠道。現在，他們開始獲得這種渠道，究竟該說什么、該做什么，需要深思熟慮。

　　簡而言之，新社會階層需要在政治上成熟起來。也就是說，在政治論壇上，他們應當放下經營之事，以政治家的視野看待、討論公共問題，推動法治、民主建設的進程。在今天的社會背景下，尤其應當多關注民生，逐漸化解社會內部的緊張關系。惟在具備這樣的政治成熟之后，新社會階層才能夠恰當地定位自己的政治角色，成為更為公平的社會秩序的建設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