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那些年代中，北京因政府南遷，再加受到當時世界經濟蕭條的影響，所以市面比較冷清；能夠用以點綴的，就是一些中學和大學了。尤其是大學，國立的“三大”、“二專”，即北京大學、北平大學、師范大學、藝專和體專，每月南京教育部有一筆固定款項匯京。清華也是國立，但用的是“庚款”，是另外一筆；燕京、輔仁、中法、協和醫學院，都是教會辦的，款由教會撥。另外還有私立的中國大學、民國大學、華北大學、京華美專等。一些著名的大學，經費充足，講師、教授的工薪都比較高，因而就生活優裕，頗為大家所羨慕了。
《羅曼羅蘭傳》一書的譯者鮑文蔚先生，曾留學法國，回國后三十年代初在中法大學作教授，另外又在東華門孔德學校兼課，收入在300元左右。當時物價便宜，面粉只要3元左右一袋(22公斤)，300元收入就很可觀了。當時鮑先生住家共有兩個小院，8間北屋，有盥洗間，有浴缸，有庖人、女傭，還有自己的包月車。書房、客廳四壁書架上有由法國帶回來的千種的精美書籍。這在當時還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教授，其生活之優裕可以想見。
有些留學國外的教授還娶了外國夫人。有的外國夫人自自也是教授，他們住的往往是有花園的房子，生活水準之高，是可以想像的。
三十年代初，北京國立大學還有“部聘教授”的名稱，即聘書由教育部發，如劉半農、錢玄同、徐志摩幾位先生都是，薪金高達500元。可惜好景不長，“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七七”事變之后，教授生活每況愈下，一落千丈了。
在1937年至1945年北京淪陷期間，“有四大賤物”之說，就是“坐電車、吃咸鹽、買郵票、請教員”。因為別的東西都因紙幣貶值，不斷漲價，而這四樣東西，卻遲遲未曾漲價，因而謂之“賤物”。教授雖是“請教員”中的最高檔，但其為“賤物”，則是一樣的。
教授的生活水準，是隨著紙幣的不斷貶值而下降的。在謝剛主先生給徐一土先生《一士類稿》寫的《序言》中有幾句道：“在一兩年前的生活，尚不至于象現在這樣貴，我們所約的地點，總是喜歡在中山公園上林春吃茶，順便吃一點點心。后來上林春是吃不起了，就跑到來薰閣閑坐，有時光請他們老板買一點燒餅和面條，就當晚飯。”這就是由戰前的吃館子，到淪陷初期只吃點點心，再到買燒餅當飯。不過這是家中人口少，有余力的。在最艱難的吃混合面(用玉米莖、花生皮、各種“倉底”等磨成)的年月里，家中兒女多的一些人家，即以一等教授之尊，想每餐吃一碗素熱湯面或兩三個芝麻醬燒餅，也都是要煞費苦心，甚至是很難辦到的。
馮成鈞老先生是國內外聞名的歷史學家，癱瘓在病床上，形容憔悴，但為了生活，為了學術，也為了青年，還要支撐著為同學們上課，同學們就到家中圍著病床聽先生用微弱的聲音講授《西域史》。這正是吃混合面的年代的事，其后不久，先生就去世了。《中原音韻》的作者，著名音韻學專家趙蔭堂先生；窮得在冬天只穿一件破羊皮袍子，破羊皮像面條一樣從袖口落下來，上課時不好意思，一會兒塞進去，一會兒又落下來，扯扯拉拉，弄個不停；幾支最次的卷煙，還要限制定量與夫人分著吸。現在還健在的甲骨、金石學專家容庚伯老先生，到學校時坐不起車，冬天，頂著大北風，騎著破自行車從宣武門外老墻根到沙灘上課。就如前文說的鮑文蔚先生吧，這時在沙灘文學院作法文系主任，家搬到東板橋小胡同中，再也用不起庖人、女傭等，只好由鮑師母自己做飯。先生也無力坐車，只好天天“開步走”去上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