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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1949年1月陳布雷、戴季陶相繼自殺，3個月內，蔣介石連失兩位重要之臣，使他聞耗悲痛，終夜唏噓，這一切都預示著王朝末日的來臨。蔣介石決不甘心，他要繼續爭奪，自己得不到的也絕不能留給共產黨。

自己的身邊已人才凋零，退守臺灣也總是需要一些文人來支撐門面，更何況將這些人才留給共產黨更是助長赤焰。無論如何，也要做拼死一搏。于是蔣介石即著手制定了「搶救大陸學人計劃」。

胡適之，蔣介石擬定的搶救名單中第一人

1948年1月底，平津形勢趨緊。南京方面朱家驊、傅斯年、蔣經國等在蔣介石授意下磋商謀劃「搶救」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的細節辦法。13日，蔣介石專門派大員飛抵北平勸胡適南下，但胡適以正忙著籌備北大50周年校慶為由不肯南下。第二天，蔣介石聞訊兩次親自打電報摧促胡適飛南京，說時間緊迫不容再拖延，并于14日再次派出專機飛北平，實施緊急「搶救計劃」，「搶救」對象首先便是胡適、梅貽琦（清華大學校長），其次是平津的知名教授如陳寅恪、陳垣、毛子水、錢思亮等。事已至此，胡適這才下了走的決心，同時，胡適還力勸輔仁大學校長陳垣，陳垣不走，胡適小兒子胡思杜也表示留在親戚家。當時胡適想小飛機也帶不走多少人就同意了。

12月15日，陳寅恪、毛子水、錢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兩架飛機抵南京明故宮機場，王世杰、蔣經國、朱家驊、傳斯年、杭立武等在機場迎接，轉天中午，蔣介石便在宮邸設午宴為胡適一行接風。

1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慶正值胡適57歲生日，蔣介石夫婦在黃埔路官邸再設壽筵宴請胡適夫婦。蔣介石平日請客從不備酒，那天特為胡適備酒賀壽，可謂破格示敬。也許正是出于對蔣介石對他本人的誠摯無偽的禮敬，胡適不得不從心底里－－或者說從文化心理深處－－感到有從道義上全力支持蔣介石的義務，所謂知遇與感恩，這也是胡適晚年在政治上始終不能與蔣氏分手的重要原因，盡管他本人對國民黨似乎是始終沒有過好感。胡適在中國公學的學生吳　兩次勸胡適留下，但話不投機，不歡而散。

就在胡適與陳寅恪等人飛離北平后的第六天，1948年12月21日，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率領第二批被「搶救」的學人飛離北平，抵達南京，同機者有李書華、袁同禮、楊武之、江文錦等人。梅貽琦對記者抱怨機場跑道太軟，似是有可以多載幾人而不能之意。國民黨政府立即授予他教育部長之職，可幾天后他便辭職，成了國民黨歷史上最短命的教育部長，自稱是未能將大部分的北平教授接運出來，他感到慚愧，實際上，卻是相當一部份學人并不愿意搭乘國民黨的飛機飛離北平，這里有學人們對文化氛圍的眷戀，但更多的是強烈的愛國之情。

這段時間共產黨方面也未放棄對胡適的爭取，至少希望他不要離開北平，不要離開北大。

在胡適還沒有決定離開北平時，西山一帶的中國共產黨廣播，已經明確宣布：只要胡適不離開北平，不跟蔣介石走，中共保證北平解放后仍讓胡適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和北京圖書館長。北大同仁與下屬也有勸胡適留下的，但胡適只是搖搖頭，還是決定走。勸得急時，他留下三句話：「在蘇俄有面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面包也沒有自由。」后來有朋友傳達了毛澤東主席給胡適的一個口信，說：「只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但胡適聽后，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產黨的那一套！」

1952年2月，毛澤東在接見政協的知識分子代表時說了一段對胡適蓋棺定論的話：「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找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么？批判嘛，總沒有什么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煞，應該恢復名譽吧。」

毛澤東顯示了大政治家的胸懷，也是表示對胡適已無爭取的可能。

如果說在爭取胡適這一回合中蔣介石占了上風的話，那么下面幾個人都是老蔣難啃的硬骨頭，讓老蔣賠盡了老臉。

怕吃小米，恐買不到進口安眠藥，他才隨胡適一道南遷

胡適的風頭，令人容易忽略了這樣一個細節，這一天與胡適一同登機抵達南京的還有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陳寅恪及他的一家，這位并非熱點人物的教授，其名字排在胡適之后作為社會新聞公之于眾。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在國民黨「搶救學人」的計劃中，陳寅恪離開北平，并不像胡適離開北平那樣有許多政治上的宣示意味，而是由于生活習慣使然。據他自述，離開北平，多半是因為他更適合南方氣候，抑或怕共產黨來了，只能吃小米，或買不到對他的嚴重失眠癥至為重要的進口安眠藥。

陳寅恪一家只在南京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匆匆趕往上海，在上海，他寫信給時任嶺南大學校長的陳序經，表達了愿去該校任教的心愿。陳序經求才若渴，馬上答應為陳寅恪南下廣州做安排，1949年1月，陳寅恪一家搬進了嶺南大學。

不過，現實世界并非世外桃源，1949年6月，國民黨在廣州組織了「戰時內閣」，其中有兩個學人出身的人物擔任了此時變得異常重要的兩個職務，一為杭立武任教育部長，一為葉公超代理胡適任「外交部長」。

在這段風雨飄搖的日子里，杭立武一直念念不忘在嶺南大學的陳寅恪，他曾多次派人勸說陳序經動員陳寅恪離開大陸，陳序經一直沒有答允。杭立武深知二陳的價值，多次碰釘子后退而求其次，力勸二陳先到香港看看情形再說，并說這樣可以進退有余，到最后，他竟拉著「戰時內閣」的財政部長徐堪最后一次急匆匆地趕到嶺南大學，親自向校長陳序經攤牌，要陳序經一同前往勸說陳寅恪到香港。杭立武此時已到了哀求的地步，對陳序經說，如果陳寅恪答應去香港，他馬上給陳寅恪10萬港幣及新洋房，陳序經當時搶白道：你給10萬我給15萬，我蓋新房子給他住。杭立武帶上財政部長一同勸說，大有即時兌現之意。

若從忠心對君角度看，杭立武、葉公超等人對自己所服務的政府做到了忠心耿耿。直到10月初，葉公超主持的「外交部」還在廣州辦公，還在為國民黨認為必須離開大陸的各色人員辦理護照，也就是說，直到這時若想離開大陸，陳寅恪隨時都有機會，但陳寅恪卻始終對這種機會不屑一顧。

不買蔣介石賬的前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

張伯苓先生是南開大學的創辦者，對中國近代教育貢獻殊大，為人忠厚謙虛，頗有人緣。張伯苓有愛國激情，但卻不懂政治，更不知政情，過于相信蔣介石是能夠救中國于貧窮落后的人，在蔣介石山窮水盡之際，他曾天真地愿意助蔣一臂之力，于1948年7月出任國民黨考試院院長。

1948年7月，張伯苓到南京履任后，目睹國民黨政府違反歷史潮流，尤其親歷了官場的黑暗腐敗，民不聊生，心情很不愉快。他在南京就任考試院院長不到一個月返回天津，發出國民黨政府「無官不貪無吏不污」的憤慨之后不久，便以「體弱需靜養」為借口，離開了南京考試院，避居重慶，終日深居簡出。

這段時日張伯苓從報紙上得知天津、北平相繼解放，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迅速攻克南京，并向大西南進軍，深悔一時糊涂，上了蔣介石的賊船。正在張伯苓苦悶彷惶之際，他收到南開校友來信，信上有一句話：「老同學飛飛不讓老校長動。」張伯苓看到這封信喜形于色。「飛飛」是周恩來在南開中學學習時的筆名，張伯苓認為，「恩來為人正直忠厚，辦事周到」。終于聽從了自己學生的勸告，決心不離開大陸。

解放前夕，蔣介石曾三番兩次到張伯苓住地，催促他回任考試院院長，要求他盡速離開重慶，去臺灣和美國均可，乘飛機如有顧慮，可在機艙設臥鋪，夫人和兒媳都可以隨行。后來蔣氏又派張群和蔣經國來勸行，他都婉言謝絕了。

蔣介石第二次來，態度極為「懇切」，只要張伯苓肯走，什么條件都答應。張伯苓低頭不語，主賓對坐無言，室中出現僵局，還是張夫人打破了沉默，對蔣說：「蔣先生！他老了，又有病，做不了什么事啦！也該退休了！你讓他辭職吧！」蔣答說：「老先生要退休，到美國去休養，夫人、兒子和孫子，全家都去，不更好嗎？去臺灣也可以，無論去哪兒，生活上的一切，都由我給想辦法！」張夫人答：「我們的3個兒子都在北方，我們哪兒也不去，他舍不得兒孫。」蔣介石見事已至此，多說也恐難奏效，又沉默了一會兒，起身告辭。張伯苓送到門外，又站了好半響，兩人仍是相對無言，蔣介石上汽車時，因心慌意亂，一頭撞在了車門框上。

東躲西藏的國民黨中央大學校長

1948年下半年，正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考察的中央研究院院長吳有訓接到蔣介石一連幾封加急電報，內容都是催其趕快回國，且口氣一封比一封強硬。無奈，吳有訓只好匆忙打點行裝登船返國了。吳有訓是當時中國最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家，新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后的慶功會上，一半以上參與其中的科技精英都是他當年任教的西南聯大、中央大學物理系的學生。

回到南京，蔣介石就迫不急待地讓他出任中國官方的最高學府中央大學校長。一天，國民黨教育部長杭立武找到吳有訓家中。

杭立武先取出一大疊銀元和金圓券，說這些錢先解燃眉之急，如果不夠，還可再說，并說蔣委員長非常掛念吳，找你找得好苦。讓他盡快飛抵臺灣。

杭立武臨走甩下一句話，讓吳有訓什么時候想走就掛個電話給他，他可以幫助辦一切手續，并將自己的電話號碼和住址告訴了吳有訓。

我地下黨得知這一情況后，忙和吳有訓取得聯擊，囑咐他趕快更換住址，并盡量不要外出，住處也不告訴別人，盡量不接待來客。

又在緊張的氣氛中度過了兩個月，1949年5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終于攻克上海，吳有訓再也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帶著子女，走出家門，匯入了歡迎解放軍的行列中。

當天晚上，在收聽國民黨中央電臺廣播時，嬌聲嬌氣的女播音員所播的一段話使他怔住了：「吳有訓先生，你在哪里？聽到廣播后請你馬上啟程赴廈門，那里有人接你……」

找人啟事連續播了好幾遍，之后，每天都能聽到這一廣播，直到廈門解放為止。可見，蔣介石對沒有把吳有訓拉到自己陣營中來是心有不甘的。

茅以升被引進一間大廳，只見一個禿頂尖下頦的人坐在一張高靠背椅上，「噢！蔣介石！」

1949年5月15日，一輛黑色小臥車開進同濟大學中美醫院，一個身穿軍裝手持公文包的軍官，走下車來，直奔茅以升病房，進門就說：「茅博士，請你去一趟，有要事商量。」茅以升問他去什么地方，軍官輕聲答：「金神父路118號。」

茅以升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隨軍官乘車來到金神父路118號，這里戒備森嚴，五步一崗，十步一哨。軍官引領茅以升走進一間大廳，只見一個禿頂尖下巴的人坐在一張高靠背椅上，「噢，蔣介石！」茅以升不覺一怔。

蔣介石不等客人說話，搶先開口：「茅博士，坐、坐，召你來商談就任上海市秘書長一職之事。上海戰火已起，人心思亂，政局不穩，迫切需要在教育界、工程界享有聲譽的一位科學家出任秘書長，以安定人心。」

茅以升面露病容，為難地答道：「我近日患胃病已住進醫院，遵照醫囑需長期治療。」

看著茅以升匆忙離去的背影，蔣介石無可奈何地長嘆一聲：「又一個人才留給共產黨了。」

這里面還有段小插曲。

茅以升從蔣介石處回到醫院后，我地下黨的負責人得知蔣介石要任命茅以升為上海市秘書長，趕快派人通知他可以出任，并讓他利用這一職位為保衛上海做件緊急工作，阻止湯恩伯在滅亡之前炸毀工廠。

就這樣，從5月16日到25日上海解放，茅以升做了整整10天的上海市秘書長，茅以升針對湯恩伯懼伯洋大人的弱點想了一條妙計。他利用上海市政府秘書長的身份，在外國駐滬領事館游說了一番，說服外國領事團起草了一份照會，禁止湯恩伯施行他的焦土政策，破壞外國在滬開設的工廠。這份照會措辭相當強硬，湯看后大吃一驚，盤算偌大的上海，洋人工廠和國人工廠交錯在一起，要是士兵放火一燒，哪里分得清是誰的工廠，只得下令不得破壞上海工廠。

蔣介石若有知，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1949年6月，蔣介石已到了倉皇辭廟之日，再無真心搶救學人，裝潢門面的舉動終于被人們看透了本質，他的「搶救大陸學人計劃」終于沒有像搶運金銀國寶一樣順利完成。據后來統計，除了胡適、梅貽琦等十幾人之外，原國民黨中央研究院80余位院士有60余位留在了大陸，各研究所、大學中的圖書資料、實驗儀器則近乎100%地保存下來，新中國也由于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抉擇而保留下了文化的元氣。